各位学界同仁，
尽管每年都会在国内外的各种讲台发表数十场专业演讲，但是答应了吴巧红老师来洛阳参会，还是为讲稿费尽了思量，并有些小小的紧张。受益于《旅游学刊》二十年，一步步从旅游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和政府智库的领导人，到今天能够有机会以副主编的身份为刊物工作，并有机会获邀在刊物的年会上发表演讲，荣幸备至，感恩之情无以言表。而当着这么多学术前辈、杰出同仁和青年才俊的面，选择看上去很高大上，却很容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旅游思想”作为演讲主题，也是有些惶恐的。
近几年，我先后在研究院主持过“学术思想建设年”，面向旅游学术共同体的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和面向旅游集团领导人的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论坛，分别以“学术思想”和“商业思想”作为年度主题，也曾经在《旅游学刊》和各地以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专题演讲的形式发表过一些观点，却从来没有用规范的学术语言对旅游思想下过定义。能够自我认同并愿意与各位同仁分享的表述大体有四：思想来源于实践的具体观察和理性抽象，可能会以科学、理论、文化、艺术、宗教为载体，但是又超越了这些载体；思想可以没有具体的功能，但是必须是有价值的，它为实践者，包括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践和文化艺术活动注入意义感，并指引未来的方向；每个人都会有思想，但是思想家是少数的，只有那些能够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经历数百上千年的思想竞争而成为全人类共有价值体系一部分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旅游实践活动发展到今天，不仅需要学术成果、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还需要有思想，而推动旅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当代旅游学人的历史使命。
任何伟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实践，特别是能够身处其中，近距离观察和思考，最好是有机会亲身参与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我们不说马可波罗、托马斯•库克，也不说陈光甫先生，只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来看，这个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每年一个多亿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入境旅游，四十多亿人次的国内旅游，还有一个多亿人次的出境旅游，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这么大的旅游消费规模。其中，有出入飞机头等舱、五星级酒店套房、米其林餐厅、奢华品牌购物店，日消万金者，也有搭乘公共巴士、住经济型酒店或者青年旅舍、吃街头小摊的普通观光者；有“除了回忆，什么也不带走”的生态旅游者，也有一些不文明旅游者。就是这个庞大基数、持续增长、人均消费不太高，看上去像万花筒似的大众旅游时代，推动了目的地规划、景区开发、航空公司、酒店、旅行社、餐饮、文艺演出等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和商业经营持续不断地变革和创新，至今都没有稳定下来的迹象。我总觉得对于旅游学者来说，这些变、新，甚至乱，并不是件坏事，可能正在孕育千年一遇的旅游思想的种子。大家去看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清末民初这些大变局和大融合的时代，往往也是伟大思想产生的时代。等到什么都稳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还有经史子集的考据与注释的空间，却难寻那些携带旺盛生机和灵动神气的思想的踪迹了。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过去的哲学在于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但是
思想家往往并不具备卓越的行动能力，而是寻找那些需要思想并有能力转化为社会组织和生产实践的群体。孔子周游列国，除了留下一部《论语》，其实是很落魄的。柏拉图“哲学家——王”的理想，可以说很清高，“你有你的权力，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思想”或者“治统归帝王，道统归士大夫”；也可以说很世俗，就是找人认可你，在社会实践中贯彻你的思想，实现你的政治理想嘛。从马基雅佛里、亚当•斯密，到古今中外的谋士和智库，甚至李白这样的诗人，莫不如是，没有什么丢人的。问题是，今天的旅游实践者需要旅游思想者吗？如果需要，他们在哪里？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旅游思想。多数时候，他们需要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案罢了。如今的高校、研究机构和民办非企业组织都想“顶天立地”，随便拉个队伍，搭个实实虚虚的平台，就奔着智库的方向去了，或者干脆把“智库”叫做自己的名号。好比各位所在大学的校长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做起来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办呢？灵机一现，有了，去游说教育部把校名从“某地某某大学”改为“世界一流大学”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还是要沉下心来，从社会实践和广大民众中去寻找同盟者。只要走出学术的象牙塔一步，丰富多彩的产业实践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从入境旅游到大众旅游和国民休闲，需求和供给、市场和产业关系的演化，给实践者特别是基层员工、创业创新的年轻人提出产业反思和职业再定位的现实要求。他们的需求有人去关注，需要被承认，需要工作和生活得有意义，需要未来的方向感。思想的需求群体就在那里，可是我们的眼睛只盯着权贵和精杰，不愿意走出象牙塔半步，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就算是感觉到了，又有几人会象马克思、费孝通那样，基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了解之同情”，写下扎扎实实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和《江村经济》呢？当旅游产业实践者迫切需要旅游思想的指引，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旅游发展理论和其它学科转借而来的知识不足以支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时，我们可能得回到这块土地上来，从那些有能力服务实践并愿意与之同行的学者群体中去寻找当代旅游思想的托命者。
各位同仁，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些可能成为旅游思想的托命者究竟在哪里？如果有了萌芽，如何呵护和培养他们？如果暂时连萌芽都没有，又该怎样改善种子发育的土壤？
理想从来都是少数人的选择，旅游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离不开“文化托命之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自觉和学术坚守。十年前在南开求学时偶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反复诵读“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战栗不已。如今再以现代学者的眼光审读，虽然对于“陈氏阐释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但是最为打动自己的还是其思想者的言行。正在有了“文化托命”的历史自觉，“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出发点，“无自由之思想，则无自由之文学”的理论自信，还有在信念坚守上的知行合一，包括旅游学者在内的当代学者和知识分子都应当景仰的。事实上，现在缺的不是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都是可以借鉴的，这些年旅游学术共同体也在适宜本学科的特殊性方面做了不少探索；缺的也不是研究对象，大众旅游时代的消费主体、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每天都在向我们提出需要解释的新问题，需要回答的新挑战，可是除了统计学意义的学术成果外，我们究竟在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建设方面为当代和历史做出了可言可传的贡献呢？归根结底，一是我们仅仅把旅游研究作为谋生和功名的手段，到处是功利，要么崇洋，要么媚官，又哪里会有思想的空间呢？二是我们总想着那些宏观叙事和大机构、大人物、大事件，对研究对象特别是旅游实践第一线的人物没有“了解之同情”，导致很有可能与出大思想的项目失之交臂。柳如是这个历史人物小不小？《再生缘》这个民间唱词小不小？相对于帝王将相、富商名流，相对于红楼、三国，应该不算什么伟大吧，可是因为有了思想传承的历史的自觉，有了“了解之同情”，加上现代学术的观念和方法，陈寅恪先生硬是由此做出了足以传诸后世的高头大章，不值得当下深思吗？
思想的产生可以是个体行为，但是更大可能是存在于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群体中。在各种类型和层级的实践活动中，科研实践是距离旅游思想最近的。可是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认同科学主义，也就是江晓原和方益昉在《科学中的政治》所反对的“科学是正确，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上，科学的“纯真年代已经过去”，“科学早已不是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跟利益勾连到了一起”。《科学》杂志在1986年“巴尔的摩事件”和2006年“黄禹锡事件”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学术共同体的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越来越多地遇到东方的挑战。东方要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化与平等待遇，这让一些西方人相当焦虑。事实上，焦虑者也包括西方学术共同体的东方代理人。类似于近代通商史中的“买办”，他们在互通有无的贸易和商业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无疑是有贡献的，但是对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带有原始创新性的本土化进程则可能会起到阻碍作用。本土工业力量的兴起必然要建立与之相适应或者说忠诚于制造业的分销体系，而买办阶层则天然地以获得西方工商阶层的认可，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他们在同胞面前的优越感为前提和导向的。由此出发，国家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育应当从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多元价值观中获得思想资源，更需要寻找这片土地上的旅游消费主体、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创新力量，在与之同行并帮助他们提升价值的过程中，发展当代旅游发展理论，提升当代旅游思想。
相对于官办的专业研究机构和正在发育的民间智库群体，大学因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最有可能成为旅游思想的策源地和传播中心。现实呢？当大学在经济利益和学术官僚机制的挤压下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当一线学者自觉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范式看齐，沿着学士、硕士、博士、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学官的的崎岖山路攀爬向上，还得左顾右盼着基金、杰青、长江、院士，还要忙着组学会、建智库、做顾问、开公司，时不时去会场、官场和社交媒体上刷刷存在感。个体都那么满，群体却又那么空。结果就是我们的学术成果、应用理论和著名学者越来越多，方向感和学术目标则越来越远了。在如今的大学群体中，如果还能在彼岸目标和普世价值的对话中形成形而上的思想，也只能是统计学意义上极小概率的事件了。
我已经离开高校八年了，这么说可能有“站着说话腰不疼”之嫌。制度和环境的因素，很多时候作为个体的教研人员是无法改变的，也是“青椒”们不得不承受的现实之重。我们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对每一位学者，特别是还在为自己和家人能够过上稍微体面些生活而努力的年轻人求全责备。他们能够做一名站得住讲台的教员，对所耕耘的领域有些学术研究的心得就已经不容易了。事实上，能够最终在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做出贡献，几十年之后还有人记得名字和主要的观点者终是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影响历史的思想建构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当代旅游思想形成与发展负有责任者终究是少数人的事情，比如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们，比如《旅游学刊》的编委们。大家早已经度过了“著书只为稻梁谋”的阶段，不用再去书中去找什么黄金屋和颜如玉了，可以认识到并能够承担终己余生却没有大成就的风险与压力。我愿意和大家共同遵循船山先生的“知行合一”学说，始终与最大多数的旅游消费主体、最有活力的旅游市场主体，以及殚精竭虑的旅游行政主体在一起，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思想种植在旅游实践的泥土里，耐心地等待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作者：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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