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洪根 戴斌 | 当真理成为权力：一个智库的制度民族志

中国旅游研究院首次被作为专题研究对象，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国际主流旅游研究学术期刊。特约刘祥艳博士译成中文，以帮助各界更好地了解作为专业智库的中国旅游研究院第一个十年的发展进程、价值取向、理论建构和参与实践的方式，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本译文仅限教育和研究使用，不改变任何知识产权属性，引用时请注明来源。（Xiao, H., & Dai, B. (2020). When truth is power: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of a think tan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2(4), 438–450. https://doi.org/10.1002/jtr.2347）

当真理成为权力：一个智库的制度民族志

作者：肖洪根 戴斌
译者：刘祥艳
原文发表于《国际旅游研究杂志》2020年第7期

摘 要

本文是一份关于一个旅游大国发展旅游智库的制度民族志。文章论述了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顾问、学者、倡导者、知识传播者等四种角色。讨论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语境下进行。政府智库研究者秉持崇高的科研为国、知识报国之理想与抱负，既向权力讲真话，也为权力讲真话。本文的讨论可能受限于研究者的立场或视角，但本民族志依然可为其他客源地/目的地社会的智库或知识机构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旅游研究院，制度民族志，理论与实践，智库，旅游政策

1 引言

本文将“智库”作为推动旅游政策制定和发展的知识型战略组织。本研究呈现的是中国旅游研究院（CTA）这样一个“智库”的制度民族志，研究的三个目标如下：（1）将智库作为促进旅游业循证实践的知识动员机制，来对智库进行阐述和分析；（2）识别和评述智库在促进旅游政策学习方面的角色；（3）为在快速发展的客源市场/目的地经济体中利用研究促进旅游业政策和发展的相关理论做出贡献。这一解释性/建构主义的调查研究通过以下三个问题来展开：（1）作为智库的中国旅游研究院在促进旅游研究和实践发展中的角色、责任和挑战是什么？（2）中国旅游研究院是怎样通过基于知识的实践来促进旅游政策和发展的？（3）是什么将中国旅游研究院与传统学术机构区别开来？本研究采纳了（半）内部人员视角，这也构成了这篇制度民族志写作的潜在限制。通篇来看，本研究是在智库发展和实践的情境下开展的。

2 文献评述

在日益复杂的政策和发展形势下，政策制定呼唤专业知识的参与，智库数量因此而激增（Ladi，2006）。智库作为一种大量从事基于知识活动的组织形式，已经成为政策研究的焦点。正如Stone（2004）指出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经常将智库视为提升政策分析能力、促进民间社会发展和增强人力资本的一种手段。Weaver 和 McGann（2017，p. 3）指出，智库作为民间社会组织，通常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发挥调解作用；识别、阐明和评估当前或新出现的问题、难题或提议；将想法和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在政策辩论中发表独立和周到的见解；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关键利益相关者提供建设性平台，以供各方交流。更具体地说，智库的任务是进行研究，以解决政策问题，就当前紧迫的政策问题提出建议，评估政府项目，促进问题解决网络的建设，通过继续教育或培训项目为政府（再）培养人才，以及为媒体提供政策解释（Weaver & McGann，2017）。

2.1 政策研究和实践中的智库

作为一个知识机构，智库已被广泛纳入从事政策相关、技术或科学研究和分析的组织中（Stone，1996），它们的规模、结构和文化往往各不相同。智库发源于英美国家的知识应用研究，而已有的知识应用研究质疑或挑战了智库的初始概念，即从事政策问题分析的“一个相对自治者”或相对自治组织，其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压力集团以便进行“自由思考”（McGann & Weave，2017；Stone，1996；Stone & Denham, 2004，pp. 2–3；Weiss, 1992；Xiao & Smith，2007）。不同国家的研究增加了智库界定的复杂性或困境，因为它们可能像俄罗斯和中欧/东欧智库那样在政府内部运作（Sandle，2004），或者作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运营，再或者像大多日本智库一样附属于商业化的公司实体（Ueno，2004）。对于法国和中国智库而言（Fieschi & Gaffney，2004；Shai，2004)，政策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界线常常如此模糊，以至于如果还将自治或独立认定为智库的特征，就是脱离当地文化背景了。

尽管智库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它们与政府的关系或距离对相关研究至关重要。它们运行“在政府机器之内，但在‘职能部门’之外，要么完全由政府资助但保持形式上的自治，要么部分由政府资助，甚至在财务上完全独立”（Wallace，2004，p. 282）。通过与政府的日常运作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与决策者保持密切联系，智库研究人员由于（半）脱离眼下的政策问题而常处于有利地位。

Stone（1996）在她关于智库和政策过程的开创性研究中，将这方面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组织形式的研究，另一类研究将智库看作为政策制定提出更广泛问题的工具，考察思想和专业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前者通过将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与学术研究中心、政府研究部门和说客区分开来，阐明智库出现的原因和方式以及为什么某些智库比其他智库更具影响力，而后者则倾向于采用诸如“政策共同体”、“倡导联盟”和“知识共同体”等网络方法，来解释为什么思想观点在对广泛的公共政策而言非常重要（Stone，2004, p. 2）。

Rich（2004，p. 11）采用相同的分类，将智库定义为“独立的、基于非利益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生产且主要依靠专业知识和思想来获得支持，从而影响政策过程”。他进一步将智库分为市场导向和非市场导向型智库。然而，实际上，将智库划分为特定的类型或类别通常非常困难，因为它们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其任务和责任有所重叠（Abelson，2002）。

此外，按照组织特征、人员招募模式和对学术研究水准的追求，Weaver和McGann（2017，pp. 7–8）将智库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学术型（或无在校学生的大学），（2）合同制研究人员，（3）宣传型智库，以及（4）政党智库。值得注意的是，前两种类型的智库招募高学历的员工，强调使用严格的研究方法，并努力使它们的研究被广泛受众视为客观、可信的和追求真理的，而后两种类型的智库在与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的联系以及与政党相关的问题或需要方面具有共同点。尽管这种智库类型划分在解释“为/向权力讲真话”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Weaver和McGann （2017，p. 8）注意到每种智库类型在“学术客观性和研究完整性的一面与政策相关性的另一面”上都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和压力。

2.2 向/为权力讲真话

从理论上讲，对于智库在政策和政策制定中作用的探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2，1990）的知识和权力是很有用的概念（Richardson，996；Xue & Kerstetter，2018）。值得注意的是，知识或真理通常被视为建立或形成权力的基础。因此，政策作为一种政治过程或决策形式，可以通过权力的行使而被称为“真理”（Richardson，1996，p. 283）。同样，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关于学者在政策研究中的作用、他们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研究（或实践）的影响的争论有助于揭示政策研究背后的隐含价值（Thomas，2011；Thomas & Ormerod，2017）。

根据这种福柯式的观念或论述，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是其作为个人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中地位的结果，这反映在他们的话语中（例如，良知、意识和口才），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个特定的真相。可以说，福柯关于真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观点，表明了主流政策研究的焦点错位。研究人员不应寻求支持政策论据的最终真理，而应更多地关注如何、为什么以及由谁将真理归因于政策背后的权力（Richardson，1996，p. 283）。因此，要将政策理解为一个过程，可应用多种话语或话语元素。

我们必须重构这种真理、权利关系，使它包含所说的和隐藏的内容、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话语；使它折射出由于说话的人、他的权力地位、他碰巧所处的制度环境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使它也包括为了相反的目标而改变和重复使用的相同公式。话语就像沉默一样，不是彻底地屈从于权力，也不是简单与与权力对抗(Foucault, 1990, p. 101)

Richardson（1996）认为，权力不仅存在于政治结构、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它还表现在特定机构产生的或嵌入在制度语境中的语言和文本中。因此，真理和权力的立场并不相互排斥，而可以基于政策程序或环境轻易地融合在一起。“知识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讲真话的人的名义，向那些尚未看到真相的人讲真话”（Foucault & Deleuze，1977，p. 207）。类似地，Bourdieu（1989）在他所说的“权力领域”中，把政策情景比作社会空间，领域或权力在其中被分割。正如他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空间“以这样一种方式构建：代理人、团体或机构越靠近这个空间，他们拥有的共同权利就越多；距离越远则权利越少”（Bourdieu, 1989, p. 16）。

在理解智库如何发挥这种“向/为权力讲真话”的作用时，Stone（2004）表示由于方法论问题导致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Stone（2004，p.11）指出，由于特定背景或情况下的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很难找到智库报告与政府随后采用的政策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无争议实例”。尽管先前研究对于智库可能对政策制定或政策变革的任何直接影响持怀疑态度，但智库作为议程制定者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在营造政策叙述和捕捉公众想象力方面的作用被广泛认可 （McGann & Weaver，2017；Stone，1996；Stone & Denham，2004，pp. 2–3；Weiss，1992)。研究还表明，智库影响力的大小与它们同“政策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倡导联盟”和“话语联盟”的互动方式有很大关系（Stone，2004，p. 13）。鉴于量化智库影响的挑战或困难，Stone（1996，p.4）提出了另一个分析视角，“不再关注智库影响力的大小程度，转而关注智库自认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政策过程所做的贡献……”（斜体字原文）。

2.3 中国政策背景下的智库

在中国历史上，更确切的说，在中国科举考试的传统之后，知识分子常常被等同为政府官员或政府官僚机构的官方学者。作为知识谱中独特的一类知识传播者，智库研究人员也被称为“建制知识分子”，他们在一系列政策领域中为政治领导人提供专业知识和政策建议，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hai，2004，p. 141)。鉴于为国家服务和做贡献是中国官方学者的一个特征（Goldman，1981；Goldman，Cheek & Hamrin，1987），Shai（2004，p. 145）将建制知识分子分为：（1）在诸如官方或半官方智库或大学之类的管理机构中服务和工作的学者，（2）通常受过良好教育、专门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专家，服务于执政党的利益；（3）通过非正式渠道向领导人提供政策建议，在决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知识分子，以及（4）寻求加入官方协会或被招募进入官僚机构的学者，这使他们作为政权的仆人和社会的批评者扮演着矛盾的角色。

鉴于建制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之间隐含的互惠关系，中国智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着四个具体角色：（1）信息过滤者，为领导人提供原始数据分析；（2）政策维护者，为现任领导人的政策进行辩护并使其立场合法化；（3）新思想的介绍者，介绍外国盛行的重要思想或好的做法；（4）对话者，通过参加或召开国际会议或与外国研究人员保持对话来收集信息，这通常被认为有助于中国政策制定者洞察外国势力的看法和意图（Shai，2004，pp. 148–152）。

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Zhu（2009，2011）指出，不同类型的智库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实现政策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专家知识、政府联系和个人人际关系是决定一个智库在中国影响力大小的主要因素。以“自治”为标准，智库被定义为“研究和咨询政策问题以影响政策过程的稳定、自治的组织”（Zhu，2009，p. 337；Zhu & Xue，2007，p. 453）。根据组织特征，可将中国的智库分为：（1）政府资助的半官方公共机构，这些机构通过人员和财力与政府有明确的行政联系；（2）非政府智库，其中包括注册为企业的政策研究机构、民间非营利机构或大学内的附属机构 （Zhu，2011，pp. 671–672）。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智库从最初的“政府机构内部的官方研究体系”阶段（1949-1977年），发展到半官方智库（1978-1989年），再到最后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间智库。

随着中国近来的发展，智库已经开始通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来提升国家形象或维护国家利益，它们的角色转变为（或成为）“软实力代理人” (Menegazzi, 2018, p. 93)。它们在中国经济进步、政治改革、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和提升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地位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在早期阶段，Airey和Chong（2010）探讨了中国旅游业的性质及其分散的权力结构如何影响着带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决策者制定和实施旅游政策。他们揭示了以政策为导向的学习如何使决策者通常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成功。与其他行业或经济部门一样，旅游业作为一种关联性强的产业，已经高度融合到国家整体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国家层面的旅游决策中涉及一系列关键角色和机构程序（Airey&Chong，2010）。

2.4 理论-实践关系的理论化

从概念上讲，这项工作是在实践或理论-实践关系相关的应用研究的背景下进行的，尤其是将知识管理和动员（Ives，Torrey & Gordon，1998）、服务公共政策的研究（Bardach，1984；Oh & Rich，1996；Saxe，1986）、政策导向型学习（Airey & Chong，2010）和学习型组织（Senge，1990）等概念作为引导性概念，这些概念为本文的分析和讨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对实践的研究表明，产生、传播和利用研究来获得更好实践的范式已发生转变（Crane，1972；Hagstrom，1965；Latour，1987）。这些研究讨论的核心是利用知识指导的（或循证）实践。这些讨论建立在许多关于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的理论之上，并与这些理论直接相关。这些理论包括两个社区理论（Caplan，1979）、系统论（Wingens，1990）、社会互动模型（Yin&Moore，1988）和问题解决理论（Rosenberg，1982）。它们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理解与各种知识使用结果相关的知识动员（Deshpande&Zaltman，1983），参与知识使用的各种利益相关者（Landry，Lamari&Amara，2003），以及在构建或管理研究-实践关系过程中的复杂性（Beesley，2005；Cooper，2006；Shaw & Williams，2009；Xiao & Smith，2007）。

在处理学者-实践者关系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方法的侧重点从实证主义者的测量转移到了建构主义者的参与（Dunn，1983a，1983b；Patton，1997），从而产生不同的概念来理论化或解释知识的使用（Rich，1997）。这些概念包括（1）知识转移，是基于物理科学和工程中典型的两个社区理论假设的知识使用的实证模型（Patton，1988）；（2）知识交流，在促进知识使用的硬件和文化的应用和发展方面的合作努力（Weiss，1992）；（3）知识管理，将应用理论扩展到商业和信息管理领域（Beesley，2005；Ives，Torrey&Gordon，1998；Shaw&Williams，2009）；（4）组织学习或嵌入组织研究的学习型组织（Senge，1990），以及类似的，在政策研究中开展的政策导向型学习（Airey&Chong，2010年）；（5）知识网络，一种共享知识的社会网络方法（Schonstrom，2005）；以及（6）学习和实践社区，一种动员知识以及倡导更好实践或指导实践的社区范式（Wenger，1998）。

尽管上述理论有助于理解指导实践研究的组成部分、过程和结果，但研究生产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在知识开发领域中的作用和类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我们对其仍然知之甚少。本文通过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制度民族志，重点探讨“智库”在促进旅游业的政策导向型学习和推动基于知识的实践中的作用。

3.中国旅游研究院（CTA）的制度民族志

制度民族志（IE）最初由Dorothy Smith（1987，2002，2005，2006）提出，被广泛称为一种理解系统的综合方法（Wright ＆ Rocco，2018），也是一种思考个体活动、知识、社会和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方法（Campbell&Gregor，2002），或是一种用来研究经验的制度条件的批判的民族志（Darville，2002）。正如Wright和Rocco（2018，p. 1659）指出的这样，IE的核心前提是人们的个人经历是由更大的权力关系，即所谓的“统治关系”来组织、联系和塑造的（Campbell & Gregor，2002，p. 18），这些关系是在一个组织或社会中产生或延续权力的情景场所（Campbell & Manicom，1995）。

由于中国旅游研究院（www.ctaweb.org）作为知识机构在研究中国旅游政策和引导其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而被作为本研究的对象。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于2008年6月6日，是由原中国国家旅游局（CNTA）直接领导的专门机构，旨在通过开展研究和促进知识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应用，为旅游政策和规划提供技术支持，为旅游业培养高层次和专业人才，促进旅游研究和实践的国际交流，以实现“政府智库、业界智囊、学术高地”的建院使命。

3.1 机构背景和立场

在国家部级机构调整（自2018年3月起生效）后，中国旅游研究院目前从属于文化和旅游部（MCT）的管理。从组织结构（图1）来看，中国旅游研究院总部设在北京，下设3个综合管理部门和6个内部研究部门，并得到来自14所大学/研究机构的旅游研究专家的支持，这些大学/研究机构被指定为中国旅游研究院在11个省份的12个城市的外部分支机构或研究基地。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还获得了国家批准的“博士后工作站”资质，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顾问。

图1 中国旅游研究院组织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IE涉及到调查研究者的立场，这种认识论立场用于分析参与者的日常经历是如何被一个机构更大的社会过程所塑造的（Slade，2010，p.462）。在这一研究中，立场不应被理解为研究者的身份，而是一种工具或手段，通过它可以捕捉组织动态和微妙的工作关系。因此，从（半）内部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问题，有助于理解组织工作，并揭示其产生政策影响的过程。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长期潜心于知识发展研究，加之其长期作为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员（2012-2019年）以及原CNTA旅游改革和发展咨询委员会（2015-2018年）成员，这对本研究的实施和开展大有帮助。合作者的身份进一步强化了制度民族志研究的内部人员视角，使分析完全基于机构的情况，调查报告或解释具有足够的自反性，且不受报告本身的影响。正如Slade（2010）所观察到的那样，调查者的角色和存在是IE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范式上看，IE不可能绝对客观，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有基础的，研究人员和信息提供者都是生活在各自经验世界中的人。制度民族志学者通常利用内部人对某一现象的知识来描绘“统治关系”（Campbell&Manicom，1995）。

3.2 调查方法

为了实现本研究的目标，通过文件/档案、知情者访谈和观察获得的多种数据被汇集起来，以分析和解释中国旅游研究院如何组织和协调应用性旅游研究，并对旅游政策和发展产生影响。

3.2.1 文本分析

正如Slade（2010，p. 463）所言，分析文本对于IE发现隐含在文件中的信息至关重要，这些文件塑造了人们的工作过程，并协调部门之间的行动。Smith（2005）将这种协调和过程称为“文本介导的社会组织”，其中的文本不是静态文件，而是统治关系行使权力的手段 （Slade，2010，p. 463）。本制度民族志收集了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一系列文件和出版物（如表1）（http://eng.ctaweb.org/html/Publicationsof CTA/index.html）以用于后续分析。

表1 收集以用于文本分析的中国旅游研究院系列文件和出版物

此外，本研究通过定期访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微博平台（https://www.weibo.com/p/100606197667
6651/home?from=page_100606&mod=TAB&is_hot=1#place），来检索与本研究相关的新闻报道、事件发布及通知公告等用以文本分析。正如Wright和Rocco（2018，p. 1664）所言，IE研究人员寻找这样的文本线索用以帮助理解智库的力量是如何嵌入到社交媒体和机构中的，并帮助识别智库研究人员在描述他们日常工作经验或实践时所使用语言中的话语内涵。

3.2.2关键知情者访谈

在制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访谈通常是非结构化和开放式的，就像“与人谈话”一样（Caspar，Ratner，Phinney&MacKinnon，2016，p.953；Devault&McCoy，2002），以此来获取受访者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观点或想法（Smith，2005）。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人员（既有来自CTA北京总部的，也有其外部研究基地的）的采访是围绕着调查的广泛目标进行构思和执行的。通常情况下，对关键知情者的访谈首先以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开始，比如“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智库的角色是什么？或“它是如何履行其智库角色的？”然后，围绕中国旅游研究院在中国旅游政策和政策制定中的研究应用，提出更为具体的问题。随后，其他相关问题也在谈话过程中逐步被提出或自然产生（Smith，2005）。已完成的访谈以一种归纳和反复的方式，有助于后续访谈的开展，包括提出和表述问题以及推进谈话。

在过去的几年中（2016-2019年），我们在北京、广州、桂林、杭州、江门、南京、泉州、上海和厦门对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内部、其学术委员会及外部研究基地的14位知情者进行了访谈（表2）。这些访谈每次历时45至90分钟不等，在受访者许可后以中文逐字记录，随后以相同语言转录以用于重复阅读和归纳分析。

表 2 受访者简介

3.2.3 自然观察

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一个智库的自然观察也被“隐含或嵌入”在两位作者的日常工作中（Lincoln & Guba，1985）。其中一个完全是内部人员，他一直在观察自己和他同事作为智库研究人员所看到的、感知到的和期望（或被期望）的表现，以及他们如何履行自身角色来完成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使命。作为本IE的调查者，他带有哲学性和战略性眼光，在谈论或撰写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智库的有关内容时带有典型的自反性，善用修辞且富于雄辩。本文另一作者的半内部参与（2012-2019年）使他能够定期接触中国旅游研究院成员及相关会议。从时间上来看，此IE的数据收集是周期性的、反复的，并且实际上仍在进行中。

此外，通过会议纪要或备忘录、与会议参与者的随意/非正式对话以及与中国旅游研究院/原国家旅游局人员的互动交流，2012-2018年期间的会议为参与观察提供了良好的场所。这些会议包括中国旅游研究院在北京举办的旅游科学年会（分别于2012年4月21日至24日和2017年4月22日至23日召开），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化研讨会暨讨论会（2012年11月8日），原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改革与发展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2015年10月11日，珠海）及其后的“座谈会”（2016年2月26日，北京）。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者在自然情景中的观察丰富了本IE的内容和观点。

3.3 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原始资料均为中文，形式多样，有访谈记录、制度文本/文件、观察笔记和会议备忘录，以及中国旅游研究院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上的在线文章和帖子。这些多来源、多形式的数据被综合用于归纳分析（Glaser & Strauss，1967；Strauss&Corbin，1998）。最初几轮的文献阅读和资料编码是用中文反复进行的。随着这一工作的进行，在调查结果被翻译成英文进行发布和交流之前，两位作者对相关概念梳理和主题归类做了双重核实。如果一段引文被摘录出来用于最终文稿，其英文翻译是在摘录的实际语境中如实完成的，以消除因语境带来的文本含义扭曲或潜在意义缺失。在这两种语言的转化过程中，我们通过“有意识地控制偏见的影响，同时保持对数据所涵内容的敏感性”来保证翻译的准确度（Strauss & Corbin，1998，p. 43）。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作者均能轻松胜任这两种语言的学术交流。

Smith（2005）指出IE的数据分析遵循非固定的方法。在本文研究目的的指导下，即探索和阐明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智库在中国旅游政策和发展中动员研究的角色，相关归纳分析反复进行，在穷尽对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机构，在推动中国旅游研究和实践中的地位、过程（渠道）及责任或义务的阐释和理解后，归纳出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四种角色（顾问、学者、倡导者和知识传播者）。正如Caspar等人所述（2016，p. 954），“基于多来源、多形式数据的扎实分析为确定何时完成数据收集和分析提供了必要基础”。

4.研究发现与讨论

作为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研究和参与研究活动，为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并通过发布和交流研究成果对旅游学者、行业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但在实现目标、资源整合、自我定位和与公众交流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始终保持“自治意识”和“崇高感”。从整体来看，中国旅游研究在为行业和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研究的同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国内顶级智库、世界旅游组织等国际组织、韩国文化观光院等类似机构以及高校内设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旅游研究机构等开展合作。与高校不同，中国旅游研究院没有学生，但却一直肩负着为中国旅游业培养人才的使命。从组织的角度来说，“系统”（或“体制”）是可以实现这种人才或人力发展目标的手段。

“中国旅游研究院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组织。它是培养行业人才的孵化器。这样以来，高素质专业人才不仅可以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贡献理论或智慧，而且还可以将他们的观点付诸于实践，成为其他人或其他组织更好地服务行业的灵感源泉。”（5号受访者， CTA高级研究员，2017.4）

因此，人才培养应重视三种素质的塑造：在正确的方向下做正确事情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扎实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长期而全面学术发展的人文关怀或思维模式。

在职责和影响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和政策研究中同时扮演着顾问、学者、倡导者和知识经纪人／传播者的角色。尽管这些角色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但是实质上，它们在中国旅游研究院智的库深层结构中相互联系、彼此相关。

4.1 CTA 作为旅游政策制定和发展的顾问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担任政府主管部门的顾问，由此对旅游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它为文旅部／原国家旅游局的战略或政策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通常，中国旅游研究院是通过为领导者提供内部研究报告这一形式来实现其咨询作用的，这些内部报告包括旅游内参、信息快报、旅游要闻等。这种快速的内部交流旨在为政府部门提供有关旅游业及其相关问题的亮点和重点。

参加政府会议、举办研讨会、讲习班或与政府官员进行对话等都可能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从采访中得知，中国旅游研究院通常会为政府官员举办两种类型的研讨会：面向非旅游部门官员的“一般性旅游讲座／讲习班”，以及针对文旅部／原国家旅游局官员的“主题性／特别议题的研讨会或讲座”。不难理解，这两类针对政府官员的讲座对于中国旅游研究院咨询角色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前者有助于其他非旅游部门更好地理解旅游业，而后者往往能向旅游政策制定者及时地传达行业热点问题。正如一位受访者愉快地回忆起他之前与国家旅游局的高层领导人的对话一样：

“自从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以来，并不是你所有的建议或报告都会被采纳。但每当有重大问题决策时，我总是会向你征询建议。”（1号受访者， CTA高级研究员，2016.4）
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还积极参与政府项目的研究。这些成果已经对国家、地区／地方各级政府的旅游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有个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潜在地为政策提供依据的小案例，一位受访者为她参与并完成的诸如游客满意度调查、旅游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以及《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与发展预测》等研究项目而感到自豪，“看到那些地方城市旅游局真的阅读了这些报告，并在报告上做注释，圈重点，我由衷地感到高兴”。（13号采访者，CTA高级研究员，2019.6）

4.2 CTA 作为学术研究的实践者

从本质上讲，中国旅游研究院与学术机构最为相似。它所有的专职研究人员都是经过正规研究训练的学者。90%以上的研究人员获得了经济学、管理学、商业管理、地理学、人类学和建筑学等学科和领域的博士学位。同时中国旅游研究院还获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鼓励在站博后对中国旅游业进行深入研究。截至2018年，已有七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研究成果涉及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影响、文化遗产、政策和规划以及行业发展等领域。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直积极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多次获立项。他们发表和出版了众多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以及成套实践性强的旅游研究和行业／项目报告等。他们常常举办或定期参加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每年4月举办的旅游科学年会以及每年10月份的《旅游学刊》年会。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还负责管理文旅部／原国家旅游局设立的科研立项项目，具体涉及项目指南发布，收集、评选和资助研究计划（大多来自高校学者），并评估研究项目的完成情况。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中国旅游研究院还作为主编负责编辑并出版了《中国旅游大典》。

将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展为“学术高地”一直被整个团队视为重要目标。一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定期组织学术活动，并相对于政府而自治，使得它有着传统大学的角色和责任。另一方面，它与政府紧密联系，加之没有学生或授予学位的课程，又使其与传统学术机构有所不同。然而，“如果不能实现‘学术高地’的目标，中国旅游研究院就无法作为‘政府智库’和‘业界智囊’”（第四类文件，2010）。

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中国旅游研究院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和培养其研究人员来实现组织目标的路径。与高校学者不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影响学界和政府。他们被引导“跳出仅仅为了发表期刊文章、完成项目或获得奖项的老路子，更多投身于具有长期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并以此被圈内所铭记”（第四类文件，2012）。

因此，他们对现行的学术评价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一个人的研究成果不能仅用数字或指标来评价。

一个好的学者应该学会从快速发表成果的焦虑中培养出一种“宁静感”和“自由感”。虽然明确的目标对职业发展有益，但以成果发表量作为目标或基准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学者应该首先享受学习和研究过程，将成果的发表看作研究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最终目标。（第四类文件，2013）

为了有效地发挥其学术作用，多年来，中国旅游研究院一直广泛致力于理论研究和发展。在生产中国本土特色旅游知识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学者们对新时期中国旅游发展的理论化进行了有趣或有益的探索。例如，在对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理论阐述方面，戴斌、周晓歌、夏少颜（2012）思辩地解答了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旅游业为什么而发展、旅游发展服务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等。中国旅游研究院鼓励研究人员“走进中国旅游发展的实践，真实地了解其增长模式、阶段、体系和动力。只有基于此，才能最终构建起当代旅游发展理论”（9号受访者， CTA高级研究员，2017.11）。

从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角度来看，一项优秀且非常被需要的学术研究应“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够解释产业实践问题或现象，同时又易于被读者和公众理解和接受”（11号受访者，CTA研究基地高级研究员，2018.8）。尽管如此，这也是中国旅游研究院自认为还不足的地方：

新时期，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然而，理论在阐释文旅深度融合，满足人们群众多样需求的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及协调和平衡政府、企业、游客和居民在当代旅游业发展中的权益等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对于政府、学者和智库而言，这些问题是战略性的、是当务之急。它们需要强大的理论体系，而不仅仅是学术期刊文章。坦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第四类文件，2018）

与高校学者相比，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上。“隶属于政府的旅游智库通常可以将产业研究项目转化为国家科研基金项目，将政策研究转换成理论构建，将国内研究成果推广到国际”（第四类文件，2014）。

4.3 CTA作为当代旅游业的倡导者

中国旅游研究院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实现其倡导者角色，例如，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文章；建设和维护官方网站、博客和社交媒体，以便有效、广泛、及时地向公众推送旅游发展信息；接受或受邀参加旅游发展热点问题、新兴问题的采访；通过旅游讲座／研习班向公众进行教育和宣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旅游研究院为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员提供服务。第一类是各级政府，向其提交旅游经济运行与监测报告；第二类是旅游产业，就其新业务和现有业务进行市场研究和可行性分析；第三类是社会大众，包括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社区、媒体和公众；第四类是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政府、行业和社会大众。

为建立专业的对外沟通能力，中国旅游研究院与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媒体需要真实而权威的报道内容，而智库需要广泛的交流平台。这促使中国旅游研究院与（新）媒体持续保持着积极互动的合作关系。只要我们的研究是前沿的，并对行业和社会有用，媒体将始终与我们同行。为了提升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内容对普通大众的可读性，我们鼓励研究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文章撰写和成果交流。（第四类文件，2013）

4.4 CTA 作为旅游信息的中介或传播者

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旅游研究院于2015年12月成立了国家旅游数据中心，这使得其知识经纪人或信息传播者的角色更加凸显。由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作为数据中心主任，并设立首席统计师一职来专门推动旅游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应用。

没有数据的支持，智库的功能将无处可寻......因此，需要同事们鼓起勇气、发挥智力“再建一个 CTA”，这些数据及信息建设包括“旅游文献情报中心”、“旅游监测和预警中心”、“灰色文献”、“口述历史”、“旅游语料库”、“统计信息和索引”、“旅游影响资料”等。（第四类文件，2016）

尽管每年的统计数据采集和处理是常规工作，但是及时向公众发布的不定期的短期（如“春节黄金周”、“国庆黄金周”）旅游数据采集工作是数据中心特定的重要任务，时间压力极大。据说，有位来自浙江某大学的旅游专业研究生自称有权获得这类数据，以将其用于她的学业研究，为此，“整个团队必须日夜不停地在中心分析数据，使其能够呈现在类似这位学生的作为最终用户的公众面前”（14号受访者，CTA高级研究员，2019. 6）。重视对公众的信息传播及效率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履行其公共服机构职能的体现。

4.5 与“学术与情怀”相对的“真相与权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同时具有“传统高校学者”和“官方学者或半政府官员”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或隐或现地体现在他们的抱负、意识形态和工作行为中。典型地，这种“向权力讲真话”或“为权力讲真话”的矛盾性始终根植于传统学者的意识中，他们一方面通过严谨的研究追求自由和知识，另一方面，在处理信息和向公众传递信息时又会受到政府的关注和限制。

与这种矛盾性一样，“学术报国”同样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惑而又强大的心态。在中国教育历史和知识传统的影响下，被公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学者通常是“为国家做贡献”而“创造知识或发展理论”的学者。这样的抱负或崇高精神同样被显著印刻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组织文化中，其中“为国家做贡献”通常被称为“智库建设的初心”，而“为广大人民群众和行业服务就是为国家做贡献”（10号受访者，CTA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2018.6）。

像高校学者一样，为了晋升，我们也发表文章，申请科研立项，获得奖项，提交科研成果。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更高的抱负和更切合实际的目标。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中国旅游研究院是最好的平台，对此我们不胜感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行业需要我们的知识和才智。有什么比知识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的呢？如果我们的知识不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发表那么多的论文和书籍又有什么用途呢？（第四类文件，2013）

展望未来，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在旅游目的地社区环境中主客共享高质量的优质生活；通过新技术振兴文化和遗产以重新定位旅游业发展；通过市场监管和法规建设开展旅游治理；以“中国梦”为媒介，通过旅游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第四类文件，2019线上资料）。

5 研究总结、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文呈现了一个旅游业政策和发展智库的制度民族志，这一智库位于全球最大客源市场/目的地之一的经济体。该政府智库的各种角色在战略上和细节上反映在许多职责或活动中，例如：（1）就旅游业作为政府议程和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2）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以推进该领域的发展，并为新时代新旅游业提供理论依据；（3）倡导将旅游作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福祉的一种方式；（4）向不同的终端用户和公众发布旅游信息或数据。智库研究人员植根于并汲取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和知识传统，在处理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时，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带着通过学术研究和专业知识报效国家的雄心或情怀（知识报国）。

综上所述，本文对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有所贡献。首先，本研究可能是同类研究中第一个着眼于智库在促进旅游政策及发展方面发挥知识动员作用的研究。研究结果可丰富最近关于旅游实践的讨论（Cooper，2006；Martinez-Martinez，et al.，2019；Xiao & Smith，2007)，及整个关于智库的研究（McGann & Weaver，2017；Stone，1996；Stone & Denham，2004)。在各种“行动中的知识”或“实践中的研究”场景中，智库和政策研究机构扮演着多种角色，在与国家、行业和社会互动中，在向或者为权力讲真话。除了诸如顾问（Feighery，2011；Xiao，Liu&Cheng，2017）和旅游组织（Liu，2018；Shaw&Williams，2009；Thomas，2012）等代理角色外，对智库未被充分研究的角色进行调查研究，可以丰富并着实完善旅游领域的知识发展谱系。

第二，写这篇制度民族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可能会促成未来关于动态的、复杂的理论-实践关系的讨论或议论，这些关系涉及国家、行业、学术界和旅游业的各种其他知识传播者。作为正在超越传统意识形态（例如，后殖民表征和依附理论），进入为人民谋福祉的旅游新时代的最大的客源地/目的地之一，中国的旅游业及其不断发展的政策和取得的进展（Airey & Chong，2010)为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深、扩展甚至否定我们对亚洲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解，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Bourdieu，1989；Foucault & Deleuze， 1977），或为推动旅游学理论发展做出贡献（Xiao，2013；Xiao & Li，2015）。

第三，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亚洲目的地的政策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通过知识为国家做出贡献”（知识报国）可以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或视角来看待旅游智库的作用。因此，用比较的眼光来看，知识报国或学术与情怀可以加深我们对真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解释（McGann & Weaver，2017），并丰富我们对传统知识分子或官方学者的雄心或矛盾心理的理解（Goldman，1981；Goldman，Cheek & Hamrin，1987；Shai，2004）。

第四，方法论上，本文介绍了IE这种研究旅游组织的有效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从内部（半内部）人士的视角开展调查既能对IE报告的撰写和（再次）呈现有所启发，也会带来一定的挑战（Caspar，et al.，2016：Campbell & Gregor，2002；Smith，2005，2006；Wright & Rocco，2018)。尽管IE尚未应用于旅游研究，但可以进一步探索利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旅游组织或机构的潜力。

本研究并没有摆脱由于信息提供者和调查者的立场或观点所带来的局限性。一方面，虽然在意义构建过程中，研究力求谨慎地避免偏颇和偏见，但必须承认研究者及信息提供者所带有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尽管两位作者都对理论-实践关系抱有共同的兴趣，但他们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机构，在旅游科学领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面临不同的环境，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或义务。因此，他们的背景知识、立场、对所讨论问题的敏感性以及组织/伦理观念都会体现在本IE的开展和写作过程中。尽管如此，在本民族志中所观察、描述或讨论的内容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研究不同客源地/目的地社会或经济体的智库和其他知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