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2日，戴斌在纪念建党91周年暨学术成果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大众旅游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成果
同志们：
挂牌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研究院却是扎扎实实地走到了第五个年头。回过头看一看，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总体上就是创业的五年，也是探索的五年。毛主席晚年的时候最不能看的就是解放军进城的电影，一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人，观影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衣衫落地而不知。创业艰难百战多，不经其事者，难知其心。从2009年乐亭会议开始，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研讨有关研究院，也是国家旅游理论建设和旅游学科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化成长到学术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回过头看一看，研究院这些年的发展正是在这些共同的科研理念或者说学术思想的指导下走过来的。在先后解决了学术机构的发展方向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并经历几年的学术实践检验以后，学术成果建设的问题自然地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加强学术成果建设是研究院发展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是政府背景的独立研究机构，“学术高地”立不起来，“政府智库”和“业界智囊”两个目标就失去支撑。学术成果是学术高地的基础模块，也是打造学术共同体，彰显社会影响力的有效表现形式。从现实来看，学术成果建设已经成为研究院从筹备建设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必须解决的现实任务。经过四年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是国家旅游局党组，还是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无论是旅游系统，还是社会各界，包括国际上对我们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激励的。但是我始终忧虑的是，研究院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能力，特别是具有研究院特色的旅游发展理论体系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忧虑，不知你们有没有，反正我是有的。特别是建院以来，全国旅游学术界都在关注，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前瞻性的建设思想和体系化行动纲要，我们凭什么去引导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与发展？只靠国家旅游局这个背景显然不够，也不应该依靠，或者说在学术领导方面也靠不住。
正是出于旅游理论发展的战略考量和研究院自身发展的现实忧虑，从2008年以来研讨确定的学科建设、人才建设、国际化建设、学术共同体建设等纲领性文件自然延伸下来，院里决定把“学术成果建设”作为2012年度党日活动的主题。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成果？
什么是学术成果？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学术成果？关乎研究院和旅游学术界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导向，必须要给明确的回答。学术界和高教界对学术成果的主流界定是，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公开出版的专著、译著和教材，还有国家级和省部级自然、工程、哲学社会科学、软科学等渠道的科研课题及其研究报告。研究院的同志们，尤其受到过科班训练的博士们，事实上关注到的也是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受欧美国家旅游领域的学术导向和体制内职称评聘、机构评价与排名的影响，上述标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越来越得到强化，极端的情况是出现了一批“填表教授”、“打靶学者”。就是有利于评职称的成果就努力争取，否则就应付考核了事，而涉及到发展方向和人才成长的学术本质问题反而很少有人关心，现在是到对此非正常的学术现象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包括学术研究机构的整体导向，长期对功利性、技术和数量的追求，是会有大问题的。我看所谓的学术成果无非思想的形式化表达，找一个载体以方便知识的累积与传播。我们要重视形式，但是又不能唯形式是从。很多时候，提出一个命题或者猜想，不见得要比通过数理模型证明它显得水平低。陈景润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是很伟大，提出猜想的歌德巴赫就不伟大了？好像不是这样的吧。具体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更不能唯狭义的学术成果是从。现在提倡多学科融合，提倡交叉学科，眼界要放宽广一些。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教案、评论文章甚至一些带有思辨性的文字，就不是学术成果？！我看最多不是那些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博士眼中的学术成果吧。当然，你刚刚步入学术江湖，还是需要比划些招式的，好让人知道你是师出有门，不是野路子，也就这个功能吧。如果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以后，你的心中还是觉得非量化、非公开、非期刊的文字就不是学术成果，那么我可以断定你的学问做不大，“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气度和境界不够嘛！青年毛泽东是当过兵的，在井冈山时期也是穿军装，军礼敬得也很标准，可是长征结束后就不穿了，与将领见面也就是拿手在脑袋右上方比划那么一下子。可是谁又能说毛主席不是伟大的军事家呢？一个只认肌肉的毛头小伙子是无法理解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大境界的。
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追求的？我看主要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对旅游产业实践具有理论抽象层面的解释力，二是读者容易接受，也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你说的有道理，他也接受了，我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共产党宣言》开篇即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然后告诉你，资产阶级在创造他自己的时候，也创造了他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最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越来!说服力、感染力和鼓舞力都有了。中国古人写文章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内在的要求也是一样。中国的禅宗，可以说是最不像宗教的宗教。它打破偶像、清规戒律和哪怕是必要的修行，反对语言文字的惯性逻辑，说一些“空手扶锄头，走路骑水牛”，“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之类的非正常表述，强调“即心即佛”，强调“寻常心即道”。也就是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把它的思想融入了日常生活了。结果呢，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建构，对中国的音乐、绘画、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生活却发挥了不着痕迹的大影响，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只是我们可能不觉罢了。
当然，学术成果的读者对象不仅仅是实践者，也包括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自身。通过代际相传去累积、传承和创新本领域的科学理论，在学术实践中就是在SCI、SSCI、EI、ISTP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公开出版的专著、译著和教材等。我不否认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事实上，学术演化同样需要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所论述的迂回生产模式，即“用机器生产机器”。现在的问题是太多的机构和学者都在关注前面的“机器”，过于追求学术成果自身的逻辑自洽，以及纯粹学术研究的感觉。后面的“机器”，由于需要产业实践实实在在的检验，甚至是狂风暴雨似的考验，因为有彻底失败的风险，那些方向不明确、意志不坚定、基础不扎实的学者就会胆怯了，退缩了。有人还会用所谓的学术规范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并指责那些面向实践的成果建设是野路子。对这些人，这些行为，我看不必理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卓越的理论素质和务实的专业能力去服务旅游产业，去推进国家战略，同时以优秀的理论抽象力去建设学术成果体系，进而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
学术成果是不是越多越好呢？还是那句话，得看学者个人处于成长的哪个阶段，得看学术机构是什么性质。青年人刚开始成长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事功的，毕竟刚开始学术生涯，方向也不稳定，多做一些探索肯定是必要的，机构也同样如此。过去走江湖打把式的还是围个圈，敲几声锣鼓，告之路人“我来也”。但是成长起来以后呢，就要着力出精品，出标志性成果。靠发几篇论文，做几个项目，赢几个奖项，在学术圈子立足尚可，但是要想人家发自内心地认同你，进而想要在历史深处留几声回响，就一定要沉心静气地出几件深深打上个人烙印的成果。别弄得跟领导讲话似的，把名字抹去，就绝对看不出是谁写的。这些成果不在于多，甚至也不在乎发表还是不发表，但是一定要有思想，要有情怀。思想这件事情，似乎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可是一旦撒下种子，让人着了道儿，可就了不得喽。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
结合院情而言，除了个人成果，我们还非常强调集体创作的学术成果。像以《旅游经济蓝皮书》为核心的 “1+8+X”标志性成果体系，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有半月一期的《旅游内参》、不定期的《信息快报》，以及国务院的专报和国家旅游局的专项任务等，都是大学、民间智库和商业咨询机构无法承担的项目，也是研究院的核心学术产品。虽然任务不轻，到点交稿的时间和心理压力大，但已经成为研究院学术声誉的重要支撑。要是再累积个十年二十年的，就更不得了。既是推动和见证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历史资料，将来稍稍整理后公开出版，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国策》，对国际旅游学术研究我想也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有高度的学术自信和理论自觉，更要有深邃的历史意识。
二、如何构建旅游学术成果体系
研究院是一家学术机构，所以我们把“学术高地”作为战略目标进行建设。而从中央编办的复函来看，政府智库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像仲广、子千、晓云等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批从高校过来的研究人员，到了研究院以后感觉学术作品出得少了。这不奇怪，一个人也好，一家机构也好，精力、时间和学术资源都是有限的，做政府对策性的研究多了，纯粹学术研究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少了。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参半的。在当下的中国，还没有哪一家学术机构能够像研究院这样离庙堂这么近，又能够如此方便地接到地气，就是我们可以获得数量巨大的第一手资料。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地谋划，多辛苦些，通过有意识的创造性转化稳步推进“政府智库、业界智囊、学术高地”的建设目标。一是横向项目的纵向转化，二是对策性研究成果的学术转化，可能还有国内成果的国际转化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众多的地方政府项目、旅游企业项目和国际咨询项目的基础上，在旅游学科建设框架中，去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这样有助于形成相应的学术方向。一项接一项的对策性和应用性的课题，特别是诸如全国游客满意度、旅游经济监测与预警等项目做下来，会形成庞大的、不可再生的数据库，完全可以挖掘整理出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等学术成果的，产业所的琼峰同志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当然，仅仅是依托项目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论抽象和观点提升。
在常规的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中，大家比较关注学术成果的实践应用，主要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社会效益这块，有的教育学术机构明确规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主管部委领导、地方领导的指示相当于某一级别的课题，或者某一级别的学术论文，总之是应用导向。研究院的主要业务就是做旅游领域的对策研究的，不必强调这样的指标。事实上，五年发展下来，也积淀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接下来是如何在丰富的第一手数据、案例和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做好转化工作，从而获得与体制内的学术机构和学者对话的成果支持，并在对话中引领国际国内旅游学术前行的方向。
政策所直接参与那么多的政策性文件的研究与起草工作，无论是国家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还是乡村旅游，还有浙江、成都、延安这样深入而系统的地方发展模式研究，几年做下来，子千同志你们占有的资料，以及拥有的经验和阅历在中国旅游学术圈子里可能已经无人可以出其右了。能不能系统地整理一下，往旅游发展理论、旅游政策设计与绩效评估、发展模式的区域与国际比较等方向上再往前走一步？比如申请一些高水平的社会科学课题立项，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当然也不能为发表而发表，要有些雄心壮志，做一些“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创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包括旅游在内，今天的世界已经是知识经济的世界，在知识演化和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政策与技术政策的研究、起草、实施与绩效评价就需要我们在与市场、与产业共进退的基础上跟踪国际学科前沿，同时也要致力于基础理论的创新。在物质资本的应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界定和度量各种投资项目所包含的“非物质”投入的价值？1950年代索罗做了关于“剩余”探索：“当国民经济增长的2/3可以由劳动与物质资本的变动得到解释时，剩余的 1/3应当归因于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制度的创新等因素”。对这些非物质因素的定量研究，到了丹尼森那里也没有得到解决，只好命之为“剩余的剩余”，后人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深入研究。旅游经济的增长动力及其运行机制、宏观政策与微观管制对旅游经济体系的影响，还有经济学视角下的旅游活动，等等，都还有大量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正是政策所的年轻人学术创新空间之所在。
产业所前两年在学术成果建设上是走在全院前列的，全国和地方游客满意度调查、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旅游经济周报、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集团、新业态等连续性项目都开展的很扎实，初步形成了“依托业态、专人跟踪、联合攻关、连续研究”的风格。从现在的成果来看，基于数据的观点表达能力基本具备了，需要加强的是思想性和学术性。为什么我们要对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的季度和年度发布会一篇一篇地做专题演讲？因为我知道，没有思想的引领和学术的支撑，它就会成为一个专业调查项目，一个纯粹的技术活儿，不可能走得远，也流传不下去。其它项目也同样如此，没有扎实的一线调研，学术研究就接不到地气；没有悲悯情怀和发展思想的引领，学术成果的层次和影响也就上不去。从2010年开始，从北京、延安、郑州、成都、济南，到最近一次的南京会议，我一路讲下来，也思考下来，终于从新时期治国理念在旅游领域中的体现、城市与旅游融合发展、大众旅游发展阶段政府工作方式的转变等角度基本上把它说透了。再加上已经发表的相关学术文章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那个尤利西斯奖，工作项目向学术成果体系的转化工作已经初步完成了。其它的项目如何转化、提升和完善呢，同志们可以按此思路去深入地想一想。
国际所在刚建院时只有区区两人，现在加上刚入职的慧琳同志，也是拥有６名有博士学位的全职研究人员和十来名研究助理的“大所”了。你们持续攻坚克难，先后完成了国家旅游服务贸易中长期规划、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中俄旅游年系列研究报告、多个国家的旅游发展咨询报告等重大研究成果，以及若干高质量的专题研究，承担了国际旅游学科建设的重任。研究院建院之初就把国际旅游研究所作为内设学术机构的建设重点，并且把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的研究都纳入“1+8+x”标志性学术成果体系。客观地讲，这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学术规划，是任何其他的学术机构没有做过的探索。相对于旅游基础理论、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旅游经济学、旅游市场营销、旅行社管理、饭店管理等研究领域，国际旅游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才刚刚开始探索，这方面的理论人才也没有成长起来。加上数据与案例的匮乏，还有宏观研究本身对理论工作者学术功底和人生阅历的更高要求。我们只能在专门研究、专项报告和专题研讨等过程中探索国际旅游学科体系和学术成果表现形成。一个以客源国家和地区研究、国家旅游形象研究、国家旅游市场宣传与营销研究、国家旅游政策研究为重点，以详实数据和丰富案例为基础，以国际经济、国际贸易、服务贸易、世界地理等学科为理论背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主导的国际旅游学科的构建，应当是国际所同志们为之努力的方向和成长的空间。
区域所承担了大量的规划项目，包括省级、县市级和景区各个级别的规划都接触过，也都能将规划案例在区域旅游发展报告的研究成果中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做得很好，但还是感觉学术成果转化太少。晓龙、黄璜、丰林各位博士，都是“根红苗正”、“有枝有蔓”，都与区域所学科建设方向所需要的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学科背景。可以说个人的学术方向很鲜明，也不需要做很大幅度的调整，但是整个所的学科方向还不够明确，仍需要凝练。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充分处理好集体成果与个人成果的关系、学术自由与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还有学术思想与技术表达之间的关系。作为以政府智库为首要建设目标的公益性学术机构，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国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各级人民政府。他们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导者、规划者和实践者，忽视了他们的需求，政府智库的成长空间将是极为有限的。要想把地方政府对地方学术机构和商业性规划公司的依赖转向我们，就需要我们建立基于国家旅游发展视角的公共知识，跟踪关注旅游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热点、难点和重大现实问题，需要总结出区域旅游发展的趋势性特征，需要对现象背后的成因进行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这才是研究院区域旅游规划部门区别于其他学术机构或规划机构的立命之本。
分院与基地，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开过三次年会，我在学术共同体的框架中分别做了三次专题讲话，也发了文件。同志们可以与相关的内部讲话对照着再看一看，想一想，以后也还会讲，所以今天就不专门阐述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明确了学术方向和建设目标，学术成果建设还须打好方法论的底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按照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的说法，经济学主流的方法论来源于“盎格鲁－美利坚”思想传统中的实用主义哲学。受此传统的影响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经济学方法论流派。一是以赫伯特·西蒙和马克·布劳格为代表的，培根意义的科学方法，即“观察－归纳－分析－判断－预测”。二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它强调的是理论的“好用性”而非其假设的“现实性”。经济科学出版社曾经发行过一套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其中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Ａ·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同志们可以找来看一下。当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方法论，地理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所有成熟的学科无不拥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只要你熟练地掌握了其基本功，就一定可以在旅游领域获得你自己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旅游学科的存在基础是其研究领域的专门性，而非其方法的独特性。这就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否则与成熟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时，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或者直接说没有自信。
无论是个人的学术修养，还是现实的选题设计，我都希望我们的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者要到产业实践中去。当年新华社山东分社一名记者写乡村教师的通讯报道，得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星期。不沉下去，不沉到社会的最底层去，学术是不可能做大气的。在欧美国家教授终身制导向的人文社科工具理性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如今越来越强调模型和数据，强调纯粹学术研究的逻辑自洽性。确实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今年春节过后，《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一篇通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四学生黄益彪为了调查拾荒者的生存状况，同吃同住了30天，写了２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获得了第十二届“挑战杯”的一等奖。前面的有声誉，后来者有地气，夹在中间，我们不加倍地努力，行吗？知识分子到产业实践中去，到社会基层去，我看至少有两个好处：可以发现好的课题，收集丰富的一手资料，更可以克服自己迷惘的情绪。
到产业实践中去也好，到旅游市场的最底层去也罢，都需要扎实的科学研究基本功。除了上面所讲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以外，还包括扎实的科学素养和悲悯的人文意识（这个主题在人才培养的专题会议上讲过，2013年我还会展开讲）。没有科学理性做底子，我们就无法与新闻记者、与文化采风者区别开来，弄不好还可能走向仅仅满足于在微博上发贴子的“愤青”。鲁迅先生说同一部《红楼梦》，才子佳人看到的是緾绵的爱情，革命者看到是则是排满。同样的产业场域、人物和事件，有学术理性和没有学术理性的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哪怕同是旅游研究者，地理学背景和经济学、管理学或者其它社会科学背景的博士切入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也可能是不同的。
三、学术成果建设的行政支撑与宣传推广
学术成果建设不仅仅是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的事情，而是与全院每一位干部职工都密切相关的战略任务。管理部门和行政人员也要懂得，至少也要了解学术成果建设的主要内容，否则你的管理和服务都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在总体的战略部署下，我们要逐渐建立和完善科研团队、学术梯队与日常的行政保障体系。
我始终强调研究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成果建设都必须以团队建设为基础，我们不同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也不同于其它大部委的研究机构，他们历史悠久、名家荟萃，可以搞单兵作战，甚至承受得起个别学者搭便车甚至是砸牌子。中国旅游研究院是边组边建边发展，没有老底子可以吃，初期只能也必须是以团队见长。2009年《学科建设纲要》所确定的“1+8+x”标志性成果体系，2011年颁布的第二个五年发展纲要所要求的重大学术创新工程，基本上都表现为以“中国旅游研究院”命名的集体成果。客观地讲，这与青年学者的个人成长，特别是初期的功名累积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科研管理方面要有理性建构的能力，要有结合学术机构建设一般规律和特殊院情的一套科研体制和管理机制。比如在集体成果形成过程中，如何指导个体利用好既有的素材去形成有效的学术成果？科研管理部门和人事部门要好好研究类似的问题。
在学术声誉的培育与社会影响力的形成，无论是研究院还是学者个人都要用好已经初步形成战略互动格局的四支合作力量。首先是学术顾问、学术委员会，加上分院和研究基地在内的学术共同体，这是研究院在学术高地建设过程中可以信赖，也可以直接依靠的学术支撑力量。包括成都、延安、郑州、昆明、南京等与我们已经，或者将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旅游城市的人民政府，这是第二支力量。我们是国家旅游局直属，而不是附属的科研机构。政府智库的建设不能只盯着国家旅游局，也不得单纯指望省、地、县级旅游局这个系统，而是要着眼于广义政府。学术成果为更为广泛的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服务的同时，更大范围内的政府行为也为旅游研究提供了用之不尽的案例、信息、数据和相关科研条件的支持。第三支力量是锦江、携程、去哪儿、国家开发银行、海航旅业、中电器材等旅游集团和新业态，其核心力量是与我们正式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型旅游企业。任何时候，商业实践是学术成果转化最直接、最有效的领域。这是研究院独立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任何时候，旅游学术研究都需要与他们同行。最后是国际上的有关机构，像UNWTO、WTTC、PATA等三大国际组织、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阿根廷旅游推广局、欧洲NECstuour、优尼华盛国际等，不少机构都已经与我们建设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与互动。他们是研究院学术成果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国际同盟军，也是学术共同体合作秩序的扩展。事实上，很多合作都是在走动中逐渐形成和探索出来的，没有人的互动，任何制度安排都无法有效地贯彻实施。合作的基础是相互给予、相互支撑。
除了机构的战略支撑和日常的行政支持，旅游学者也要有相应的学术品牌建构意识和学术观点的表达能力。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数十载的筚路蓝缕，多多少少都会积淀若干学术成果下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表达，分不清面向学生的上课、面向同行的报告、面向业界的演讲，还有致辞、发言等学术活动之区别，往往说了半天听众还是不知所云，或者规定时间用完了才说个导入段，这不行啊！我们表达观点是以别人听得懂、听得进为目标。否则在实践的指导性上就会大打折扣，对今后的学术创新也不利——没有互动，你也没有办法汲取新的养份嘛。如何改进呢？是有一些技巧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不主张从技巧导入，而是希望年轻的同志多下一些笨功夫，多读些书，往深了读，更要往广了读，“腹有诗书气自华”。还要多实践，否则你尽管可以读进去，却可能读不出来了。《红楼梦》里的贾政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到中年才觉得有道理，很多时候，越是大学问，也是寻常话。大和尚言平常语，老妈妈说说家常话。所以要向社会多学习，向产业多学习，向旅游企业的普通员工和游客多学习，不要怕吃苦，更不要怕失败。年纪轻轻的，怕不怕那，经不起摔打，老是等、靠、要，我看干不了大事，也成不了大器。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时面临发展与转型的重任，旅游又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新阶段，旅游教育和理论研究也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出优秀学术成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的时代到了。希望中国的旅游学者，特别是我们研究院这批年轻的博士群体坚定学术理念，巩固学术范式，建构无愧于时代的学术成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