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3日，戴斌在纪念建党92周年暨“专业能力与社会服务”专题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专业能力与社会服务”这两个关键词是2012年的秋冬之际想出来的，既是对研究院的学科、人才、国际化和学术成果等建设成果的深化，也是对包括分院和基地在内的旅游学术共同体下一步战略方向的思考。希望通过院外设研究机构年度工作会、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和内部人员的共同思考，自觉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传统，主动承担国民旅游福祉和旅游产业活力提升的当代使命，积极创新并传播当代中国的旅游话语体系。在阐述“专业能力和社会服务”的内涵、目标和路径之前，我想先谈一谈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题。
一、社会服务的源起，或者为什么要在建院五周年的时候思考社会服务？
研究院成立迄今，尽管我们没有从大学挖过一个“角”，但是每一位在研究岗位工作的博士都是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培养出来的，都有太多的大学情结――大学校长的梦想我现在还做着呢。说到大学，就不能不谈到其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大学的社会服务，特别是以思想文化去影响社会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了。记得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可能有人会说，那么多的大学在开发科技园区、办公司，那么多的大学教授在做横向课题，办公司做董事长、总经理，不也是在从事社会服务吗？肯定不是!严格地讲，那是大学和教授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商业交换或者说市场交易，而不是社会服务，更谈不上自觉的历史意识。
春节期间，我的学术活动是围绕“序言”度过的。先是为东北财经大学的谢彦君教授的学术论文集以书信的形式写了一个序，接着是中山大学的保继刚教授为自己的第二部学术随笔集《天下》写了《心中一个恋人，外面一个世界》的序言，再就是为华侨大学的青年学者谢朝武博士所著旅游安全的学术著作写下了《产业要求与学术自觉》的感言。之所以在几无空隙的日程中写下如许文字，就是因为心里很是向往民国初年那一代学者群体的工作、生活和诗文唱合的历史记忆。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行知、陈寅恪......那群人百年之后还可以称之为“先生”、更可以为一个时代之斯文者，放眼当下，尚余几人？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入历史的，后人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旅游学人呢？这是我一直深思的大问题。总觉得后人不仅会评价我们的学术成果，也会评价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还会有我们彼此的阅历与交往。研究院虽然没有教育体制内人才培养的任务，但是应该有传承真正大学精神之自觉，理当以旅游，以社会，以天下为学术服务之己任。
回顾过去的五年发展历程，研究院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社会服务工作。我们是一家由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并获得国家财政资助和国家旅游局行政支持的旅游专业研究机构，服务产业、报效国家是我们的学术理想，更是我们的应尽之职责。由是出发，“政府智库”被置于建院宗旨表述的首要位置。这里所说的政府包括国家旅游局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宪法、法律和行政的框架下，它们代表着国家和人民，为它们服务就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更为现实而言，政府又是由具体部、司、处、科等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国家旅游局交办的任务，不管是研究项目，还是工作任务，甚至是讲话稿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任务，我总是身体力行并要求同志们全力以赴地高效完成。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完成的研究成果和文字材料，政府和领导并不一定都会采纳。记得年初某次与国家旅游局主要领导交换意见，他说：自从研究院成立以来，不见得你的每份报告和建议都采纳，但是每有大事我都是征求你的意见的。对此，我完全理解并认为这是新时期官学两界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科学研究和学术建构是“求真”的过程，而政治与行政则是以“求善”为导向的，是综合考量各方面利益诉求和现实约束条件的结果。所以不管现在和将来采纳不采纳，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地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做好为政府服务的工作，这是研究院社会服务的主要平台，也是首要任务。
在尽心竭智、尽忠报国的过程中，有没有委屈呢？肯定是有的啊!从屈原、司马迁、到岳飞、袁崇焕，哪个没有委屈？你们去看岳飞手书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没有旷世的才能、满腔的忠诚和持续加身的误解与愤懑，是不可能写出来这样词句来的。不怕有委屈，关键是如何对待委屈。是在向逝去的青春致敬以后逐流而去，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去也，还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有怨无悔地坚守并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呢？对于多数人我们不应苛求，只要不违法，尊老爱幼、相夫教子，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也不错的，毕竟理想和伦理从来都是针对少数人的自觉行为的。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则需要有更高的要求，也需要为大家寻找支持我们坚守理想的信仰和支撑。回到旅游研究上来，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机构的自身成长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只是满足于科学研究过程的逻辑自洽，甚至只是以学术研究为平台去追求一己之功名，那么无论如何是走不远的。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知识分子要为政府服务，也要为更加广义的国家和社会大众服务。科学研究和社会担当要为当下服务，更要为历史和未来服务。没有如此的信念认同，就会在前行的道路上动摇，就可能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所捕获，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放弃理想与信念。
值得阅读的民国人物不仅有梅贻琦这样的教育家，傅斯年这样的学术领导者，还有孙立人等爱国抗日名将。从传记材料可以知道，在孙立人将军训练税警总团期间，宋子文待他和团队是很不错的，甚至动用财政资源为他装备了可以比肩正规军精锐部队的四个整建制的团。松沪会战期间，将军血染沙场，如果不是宋子文的全力救助，早就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苦闷，直到数次向最高统帅部请缨，如愿把税警总团拆散整编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师，才算是打开了心结。在将军的心中，他是为国家训练精英，而不是为达官贵人看家护院的。只有沙场才是他的归宿，哪怕是捐躯了，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也因如此，哪怕成了国民党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也有怨无悔。之所以跟同志们聊这些看起来似乎离研究院的业务工作很远的历史，是因为内心深处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忧虑：如果没有思想的认同和团队的自觉坚守，仅靠少数人的努力，一旦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发生变化——大到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单位改革，小到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刚满五岁才初具雏形的学术共同体能够跳出延安时期民主人士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黄炎培之问”吗？因此，我们的事业导向必须建立在理想和信念的认同上，而不是具体的人身依附关系上。我们的服务对象必须面向最大多数的游客和最大多数的旅游从业人员，而不是狭义的政府部门。就自己而言，固然认同政府是代表国家和社会的，但是国家和社会又不完全是政府，更不完全是政府部门内部具体的公务人员。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必须建立在机构的科研基础完善和研究团队的专业能力持续提升上，而不是某个人在某些阶段对你的青眼有加。
二、社会服务的目标，或者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服务？
大的方向是我们的建院宗旨，是“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建院理想，也是需要全体同志长期坚持的大方面。现阶段的目标则是：不断提高研究团队的专业能力，为国民旅游福祉的提升，团结学术共同体的全部力量，与国内外的政治、商业和媒体力量一道，为国家旅游产业的强盛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言献策，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身体力行之。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旅游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去，为了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而努力，特别是要以中国的学术思想为世界旅游发展理论的演化与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要积极参与产业活动和社会实践，主动在当代旅游实践中对自己提出的观点、所建构的理论进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检验。科学的部分要敢于坚持，对于不完善甚至错误的部分也勇于承认，甚至否定自己。在这方面，我看也不妨充分借鉴古代的书院、现代的大学和当代的智库建设与运作中的有效做法。比如中国历史上有学术传承、社会宣传和人才培育为一体的岳麓书院，也有直接参预政治社会，“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东林书院。比如日本依托财团创办的三菱综合研究所、野村证券研究所等民间著名的松下集团，旗下有一个“政经塾”，除了传统的智库做法外，面向全社会招收具有战略素养的学员，然后专门对每个人进行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训练，甚至包括军事训练，然后将这些文武双全的战略人才送入日本政界、商界和军界，包括野田佳彦、前原诚司以及数十位议员都有在“政经塾”的背景。 从世界范围来看，先是美国，再是日本，现在包括欧洲，都努力建设基金会资助的战略智库，有的直接在大型企业中设立。典型的作法是美国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组建的兰德公司，基于价值中立的专业研究，向社会各界提供政治、军事和财经方面的战略建议。他们的地位是奠定在“中国将出兵朝鲜”、苏联卫星发射、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并接受了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实践检验。当然，这些预测和报告有失误的可能性，可是决不允许有失误或者失败的风险就躲起来。如果我们只想着学术小圈子里相互映证、欣赏的吹捧，而不愿意或者不敢于去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理论和学术就永远是软弱无力的摆设。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语言文字层面的批评快感，而是要着力于科研理性的建构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表现为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支撑产业竞争的除了经济、技术和人才之外，还有思想竞争，文化竞争和心理竞争。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群体除了自身的学术成长外，同样在关注社会发展和产业演化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国家优势和战略利益的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回顾三十余年的旅游产业发展和学术成长的历史，固然在专业教育框架和科研方法引进，发展经验、管理模式介绍和商业导向的旅游规划领域积累了若干可圈可点的成果，但是原创性的旅游思想和发展理念有几个出自于中国的旅游学者群体？说得极端一些，很多成果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思想的“经注”和既有理论的验证罢了。近年来，更多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试图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与政府和业界沟通与互动。由于长期的隔离，研、学、产、官、媒之间的信息掌控、对话平台甚至话语方式都是不对称的，很容易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怎么办？我看简单的相互指责、情结宣泄和嬉笑怒骂固然不可取，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说一些“挠痒痒”的话，然后挟“(网)民意”以自重，更有滥用知识公器和精英优势之嫌疑。已经进入大众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而理论与思想只能在服务社会以及与产业同行的过程中形成、演化并完善之。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知名度的提升，还要在国家旅游局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地方旅游发展和旅游产业实践创新的指导工作。由于过去五年同志们的扎实努力和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的宣传报道，研究院的产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一直在稳步提升。我们有理由为此而自豪，也更应当把它作为研究院前行的服务产业实践的现实动力。一家机构来到这个世界上，随便说些什么都是新的，当然再说的有道理，就更有人听了。可是我们毕竟是一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不是国家旅游局的新闻发言人，也不能只做一个解释者，必须也应当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开展社会服务特别是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工作。
说到知名度与专业贡献的关系，我想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那些温暖当代也烛照历史的人物供同志们参考。比如同样是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并享有较高知名度的爱因斯坦和卓别林，我更愿意选择爱因斯坦作为青年学人成长的目标。虽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他的相对论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开创了物理学的新时代。袁隆平，中国的院士那么多，为什么从政府到民间惟独对他那么认同？因为他的研究目标是高尚的——种出更多的粮食，让人类得以摆脱饥饿；也因为他的研究实践是在田野而非在书斋和实验室中做出的，是很辛苦，但是由于脚踏实地而任何时候都显得有地气，也有底气。梅兰芳，从不为取悦观众唱什么粉儿戏，而是坚持自己的戏剧天赋和经由后天努力而来的深厚功底，就那么优雅地高调着，那么坦城地张扬着，最终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并为历史所铭记。
如果把社会服务作为研究院的价值取向，那么在遂行之前，有必要梳理和分析我国的社会服务的现状，以做到知己知彼，扬长避短。
先来看官方智库，以旅游为重点方向或者主要业务的机构不多，主要是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还有各大部委直属的研究机构偶尔会涉及到这一块。尽管有少量的知名学者，但是总体上没有形成机构的影响力，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基础工程和学术积淀，省级和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同类机构也大体如此。它们的优势在于所依托政府或者部门有“实权”，包括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分配权，也包括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渠道，还有它们成立时间相对较长，积聚了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官方智库的劣势则在于它们过于看重自己的官方背景和行政级别，加上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和落后的科研管理体制，使得他们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学者没有动力去服务社会，长此以往，也就没有能力去服务了。当然，不排除少量的学者在社会上很活跃，也多是个体行为，与机构无关。
民间智库。第一类是依托大学设立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旅游发展研究院、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的饭店管理研究所等，一些专业院系也在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受高校科研评价机制的影响，拿基金课题、发表SSCI、CSSCI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评职称、当个小学官，是青年学者成长的主流路径，偶有社会服务做得好的，也是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第二类是锦江国际研究中心、港中旅研究院这样依托大型旅游企业的研究机构，刚刚起步，主要服务于特定企业的战略战术目标，独立的研究能力尚在建设之中，更多是收集信息，做研究项目的组织，为高层决策起一些辅助工作。第三类是安信、招商、国海这样的证券研究机构中的分析师。他们的激励机制做得很好，类似于工程科学的研究，与生产力直接挂钩。成果主要服务于投资机构，技术面很成熟，也积淀了丰厚的产业背景和广泛的人脉资源，但是在前瞻性和战略性方面很少有建树，或者说他们也不鼓励这方面的建树。
海外智库，包括综合性、专业性和商业性三类。从这几年我们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经验来看，主要包括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美国旅行协会（USTA）、亚太旅游协会（PAT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无国界世界等国际组织和国家行业协会主导的市场预测和行业专题研究，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KCTI）、澳大利亚旅游研究中心（TRA）为代表的政府主办的专业研究机构，还有史密斯（STR）、优尼华盛（HVS）等商业性研究机构。发达国家的高校学者参与社会服务特别是政府智库的行动很少有上升到所在机构的战略层面的。
从中央编办界定的属性看，我们是官方专业智库，国家旅游局给我们的定位是二级下属单位，从组织关系上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这么定位，我希望研究院将来要发展成为官方背景、独立运作的旅游专业研究机构，逐步强化民间色彩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否则对外交往的空间和步骤都会受限。比如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无论是国立的还是地方和民间举办的，都是一家独立的机构，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按组织章程运作。只有按这个目标发展，研究院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和世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代中国的旅游智库和专业学者不应该在国际交流中缺位，要善于在对话中从不同学术体系中汲取思想，活跃学术。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官办智库的模式发展，而是在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服务方面进行广泛的探索。选择这条路走下来，在较短的时间里做了不少事情，快速积累了一些声誉，确实不容易，也谢谢同志们的理解、认同与一起付出的努力。现在，我们有依托国内一流高校的十二家外设研究机构，将来还是要扩大的。与我们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还有：成都、延安、昆明、厦门、黄山、中卫等城市，国家开发银行、锦江、携程、去哪儿、海航旅业等商业机构，旅游卫视等传播机构，优尼华盛、NECSTour、阿根廷旅游推广局、亚太旅游协会、环球蓝联、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国际国内社会服务的架子是搭起来了，大的方向也是有的，忧虑的是如何务实地推进这些合作框架，特别是以我们的学术思想和专业能力引导这些机构与我们同行，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理想。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引领，不能有效地搭建平台，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即使有了合作协议，也会为别人所抛弃的。请同志们务必思考如何更加务实、更加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这一事关研究院可持续发展和青年学者成长的战略主题。
三、如何才能做好社会服务？需要理念的认同，更需要头拱地，在实践中坚守
首先要有学术理想和坚定的信仰，并发自内心地认可之，实践之。从目标到理想，再到信仰，越来越不容易，更难的则是自我认同和实践的坚守。为什么同样的话语，有的人说出来会感动别人，而且会在历史上留下回声? 就在于有的人是言为心声，有的人则是为说而说，甚至自己不信，只是说给别人听的。曾经多次被人在不同场合问过如何提高自己的演讲技巧，一直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自己的记忆中，每一次的演讲都不过是自己已经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都不过是自己亲手写下的，更重要的是自己信仰的。离开理想和信仰这个根本，任何技巧都不是过眼烟云。理想和信仰从哪里来，从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而来，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而来，从小学到博士阶段的学习研究而来，更是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实践而来。
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旅游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著名画家吴冠中曾经说过，“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人娱己，大路震撼人心。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那些传统观念中的小众艺术家当然有价值，他们从事文化创作，自己尽心尽力，别人怡心怡情，到拍卖市场上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而已。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他特立独行、天马行空，“肩住黑暗的闸门，放更多的年轻人出去”，真正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对于学术群体也可以如是观。传统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写论文，做演讲，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走的是一条“发表论文、评职称、拿基金、获声誉”的道路，这些事情我们也是要做的，可是我们还有更高的理想和更务实的目标，“算平戎万里，真儒事，君知否？”
要阶段性地关注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选题，也要在日常调查研究中真诚、热情地去关心游客、员工和社区居民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而不是迷恋地从抽象的概念推理出解决中国旅游发展问题的方法。最近网络上有个热语，叫“你又装外宾了”，调侃那些提不切实际解决方案的人。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建议，却对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仿佛是对这个国家非常陌生毫无认知的“外宾”。这种浮躁的学风不应是我们所倡导的，学术界不是娱乐圈，学者也不是明星，不要为了吸引眼球搞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观点。我们是受过理性专业训练的学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本着务实的态度，提出对国家发展和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其次要有卓越的专业能力，这也是我们区别于人文学者，而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旅游专业学者的根本之所在。在职称评审时，我曾经说过，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只代表你学过了什么，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则代表你为社会贡献了什么。具体而言，到了副研究员的岗位上，你需要证明你已经具有稳定的学术方向和学术专长。而研究员呢？则需要你具有开拓学术领域和建设学术团队的能力。这需要学者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组织的培养，科研部门就是要干这个活儿的。具体到业务层面，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别是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需要相应的预警、研判和对策研究，我们要会写有用的策论和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报告，为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常规管理提供专业意见。为此，我们需要积累并优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需要基于实验室、观测点、会商机制等平台的计算能力，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口头表达能力。第二类服务对象是产业，包括旅游市场走势研判、旅游企业运行分析、企业集团中的旅游战略决策、与旅游休闲需求相适应的业态创新。做好产业服务的前提是经济、管理、财务、统计等学科的理论准备，以及对商业实践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后者，达不到一定功底，我们是无法与业界对话。别说服务了，就是去调研，别人最多也就是客气而已。第三类服务对象是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媒体、社区和游客。 在媒体合作方面，也要有服务的意识。无论是传统的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是需要内容的。第四类服务对象是世界，包括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产业和社会。当代智库一定要善于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当代中国的旅游智库和专业学者不应该在国际交流中缺位，要善于在对话中从不同学术体系中汲取思想，活跃学术氛围。
政治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商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其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代言人，这些都是合理存在的。 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对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首先要求的是能够论证其理念的合法性和决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才是推动行政和商业实践的创新。为什么我们从建院之初就提出了“１＋８＋Ｘ”的标志性成果体系？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建设，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发展旅游的共识？为什么我们不断与创业者对话，与如家、七天、携程、去哪儿、布丁们同行？ 我们可以，也应当为政治和商业服务，但是决不能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如同人生，在青年学者成长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凶险，也有太多的诱惑，尽管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惊无险地过来了。
学术宣传体系与专业推广能力。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媒体则是现代社会建构社会关系最为有效的手段。诸葛亮虽说“不求闻达于诸侯”，也还是利用民间的口口相传，从而形成潜在的服务对象。刘备对他的能力期待，最终一篇《隆中对》三分天下。像研究院这样的学术机构一定要努力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媒体关系，媒体需要权威、真实的内容，智库需要广泛的话语平台。研究院与媒体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既不用害怕与媒体打交道，什么事都谨言慎语的，也不要总想法求着媒体给你发消息，动不动就给个车马费，请个饭什么，把关系弄庸俗了。只要研究成果真的是前沿的，真的是产业和社会所需要的，媒体就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对此有信心。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中央媒体，与搜狐网等新媒体，与中国旅游报、中国旅游网等行业媒体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还建立了研究院官方的中英文网站和官方微博，研究人员的微博群也很活跃。它们既是研究院社会服务的对象，也是服务社会的平台。在这方面，固然需要院领导系统思考和具体指导，需要专业的职能部门起支撑作用，也需要每一名研究人员的自觉行为。提出社会服务的目标和任务，意味着我们的学术成果就不能像传统学者那样写给同行看的，而是要写给包括旅游产业在内的社会各界看的，很多时候，也是要说给他们听的。我一直反对说官话，也反对说“学话”。官话反映到文章中就是“党八股”，动不动就“一个目标、两个战略、三个保障、四个支撑”排比下去，动不动就“必须做好那些应该做好的事情，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不要去做”之类的车轱辘话，动不动就是“着力、强化、推动”之类的排比与对仗。这样的“官话”现在连体制内的官员都不屑于说了，可是我们有的学者还在说得洋洋得意。学话反映到文章和演讲中就是“学八股”。无论到哪里，面对什么人，都是从概念到原理、从假设到验证、从国际到国内、从数据到结论，再到建议，恨不得把每一位官员、每一位企业家和经理人员都当作自己的学生，总希望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自己所谓学术研究的调调去实施。结果呢？很可能是装模作样了半天，也还只是说了些常识的事情，对官员理政、企业经商、百姓生活毫无启示。古语说，“到那座山，唱哪个歌”，从学术推广上来讲是有道理的。到了人家的山头，还唱自己的歌，听众就不容易接受。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同志们越来越世故，旋律、节奏是别人的，甚至歌词也是别人的，但是思想必须是自己，或者说必须要有自己的情怀、思想和学术观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如是而已。
在社会服务的现实中坚守学术理想
同志们，“专业能力与社会服务”这两个关键词是2012年的秋冬之际想出来的，既是对研究院的学科、人才、国际化和学术成果等建设成果的深化，也是对包括分院和基地在内的旅游学术共同体下一步战略方向的思考。希望通过院外设研究机构年度工作会、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和内部人员的共同思考，自觉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历史传统，主动承担国民旅游福祉和旅游产业活力提升的当代使命，积极创新并传播当代中国的旅游话语体系。在阐述“专业能力和社会服务”的内涵、目标和路径之前，我想先谈一谈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题。
一、社会服务的源起，或者为什么要在建院五周年的时候思考社会服务？
研究院成立迄今，尽管我们没有从大学挖过一个“角”，但是每一位在研究岗位工作的博士都是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培养出来的，都有太多的大学情结――大学校长的梦想我现在还做着呢。说到大学，就不能不谈到其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大学的社会服务，特别是以思想文化去影响社会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了。记得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可能有人会说，那么多的大学在开发科技园区、办公司，那么多的大学教授在做横向课题，办公司做董事长、总经理，不也是在从事社会服务吗？肯定不是!严格地讲，那是大学和教授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商业交换或者说市场交易，而不是社会服务，更谈不上自觉的历史意识。
春节期间，我的学术活动是围绕“序言”度过的。先是为东北财经大学的谢彦君教授的学术论文集以书信的形式写了一个序，接着是中山大学的保继刚教授为自己的第二部学术随笔集《天下》写了《心中一个恋人，外面一个世界》的序言，再就是为华侨大学的青年学者谢朝武博士所著旅游安全的学术著作写下了《产业要求与学术自觉》的感言。之所以在几无空隙的日程中写下如许文字，就是因为心里很是向往民国初年那一代学者群体的工作、生活和诗文唱合的历史记忆。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行知、陈寅恪......那群人百年之后还可以称之为“先生”、更可以为一个时代之斯文者，放眼当下，尚余几人？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入历史的，后人会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旅游学人呢？这是我一直深思的大问题。总觉得后人不仅会评价我们的学术成果，也会评价我们对社会的贡献，还会有我们彼此的阅历与交往。研究院虽然没有教育体制内人才培养的任务，但是应该有传承真正大学精神之自觉，理当以旅游，以社会，以天下为学术服务之己任。
回顾过去的五年发展历程，研究院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社会服务工作。我们是一家由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并获得国家财政资助和国家旅游局行政支持的旅游专业研究机构，服务产业、报效国家是我们的学术理想，更是我们的应尽之职责。由是出发，“政府智库”被置于建院宗旨表述的首要位置。这里所说的政府包括国家旅游局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宪法、法律和行政的框架下，它们代表着国家和人民，为它们服务就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更为现实而言，政府又是由具体部、司、处、科等内设机构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国家旅游局交办的任务，不管是研究项目，还是工作任务，甚至是讲话稿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任务，我总是身体力行并要求同志们全力以赴地高效完成。说实话，有时候我们完成的研究成果和文字材料，政府和领导并不一定都会采纳。记得年初某次与国家旅游局主要领导交换意见，他说：自从研究院成立以来，不见得你的每份报告和建议都采纳，但是每有大事我都是征求你的意见的。对此，我完全理解并认为这是新时期官学两界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科学研究和学术建构是“求真”的过程，而政治与行政则是以“求善”为导向的，是综合考量各方面利益诉求和现实约束条件的结果。所以不管现在和将来采纳不采纳，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地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做好为政府服务的工作，这是研究院社会服务的主要平台，也是首要任务。
在尽心竭智、尽忠报国的过程中，有没有委屈呢？肯定是有的啊!从屈原、司马迁、到岳飞、袁崇焕，哪个没有委屈？你们去看岳飞手书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没有旷世的才能、满腔的忠诚和持续加身的误解与愤懑，是不可能写出来这样词句来的。不怕有委屈，关键是如何对待委屈。是在向逝去的青春致敬以后逐流而去，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去也，还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有怨无悔地坚守并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呢？对于多数人我们不应苛求，只要不违法，尊老爱幼、相夫教子，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日子，也不错的，毕竟理想和伦理从来都是针对少数人的自觉行为的。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则需要有更高的要求，也需要为大家寻找支持我们坚守理想的信仰和支撑。回到旅游研究上来，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机构的自身成长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只是满足于科学研究过程的逻辑自洽，甚至只是以学术研究为平台去追求一己之功名，那么无论如何是走不远的。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念：知识分子要为政府服务，也要为更加广义的国家和社会大众服务。科学研究和社会担当要为当下服务，更要为历史和未来服务。没有如此的信念认同，就会在前行的道路上动摇，就可能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所捕获，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放弃理想与信念。
值得阅读的民国人物不仅有梅贻琦这样的教育家，傅斯年这样的学术领导者，还有孙立人等爱国抗日名将。从传记材料可以知道，在孙立人将军训练税警总团期间，宋子文待他和团队是很不错的，甚至动用财政资源为他装备了可以比肩正规军精锐部队的四个整建制的团。松沪会战期间，将军血染沙场，如果不是宋子文的全力救助，早就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苦闷，直到数次向最高统帅部请缨，如愿把税警总团拆散整编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个师，才算是打开了心结。在将军的心中，他是为国家训练精英，而不是为达官贵人看家护院的。只有沙场才是他的归宿，哪怕是捐躯了，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也因如此，哪怕成了国民党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也有怨无悔。之所以跟同志们聊这些看起来似乎离研究院的业务工作很远的历史，是因为内心深处总有着挥之不去的忧虑：如果没有思想的认同和团队的自觉坚守，仅靠少数人的努力，一旦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发生变化——大到政府职能转变、事业单位改革，小到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刚满五岁才初具雏形的学术共同体能够跳出延安时期民主人士向中国共产党发出的“黄炎培之问”吗？因此，我们的事业导向必须建立在理想和信念的认同上，而不是具体的人身依附关系上。我们的服务对象必须面向最大多数的游客和最大多数的旅游从业人员，而不是狭义的政府部门。就自己而言，固然认同政府是代表国家和社会的，但是国家和社会又不完全是政府，更不完全是政府部门内部具体的公务人员。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必须建立在机构的科研基础完善和研究团队的专业能力持续提升上，而不是某个人在某些阶段对你的青眼有加。
二、社会服务的目标，或者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服务？
大的方向是我们的建院宗旨，是“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建院理想，也是需要全体同志长期坚持的大方面。现阶段的目标则是：不断提高研究团队的专业能力，为国民旅游福祉的提升，团结学术共同体的全部力量，与国内外的政治、商业和媒体力量一道，为国家旅游产业的强盛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言献策，并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身体力行之。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到国际旅游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去，为了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而努力，特别是要以中国的学术思想为世界旅游发展理论的演化与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要积极参与产业活动和社会实践，主动在当代旅游实践中对自己提出的观点、所建构的理论进行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检验。科学的部分要敢于坚持，对于不完善甚至错误的部分也勇于承认，甚至否定自己。在这方面，我看也不妨充分借鉴古代的书院、现代的大学和当代的智库建设与运作中的有效做法。比如中国历史上有学术传承、社会宣传和人才培育为一体的岳麓书院，也有直接参预政治社会，“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东林书院。比如日本依托财团创办的三菱综合研究所、野村证券研究所等民间著名的松下集团，旗下有一个“政经塾”，除了传统的智库做法外，面向全社会招收具有战略素养的学员，然后专门对每个人进行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训练，甚至包括军事训练，然后将这些文武双全的战略人才送入日本政界、商界和军界，包括野田佳彦、前原诚司以及数十位议员都有在“政经塾”的背景。 从世界范围来看，先是美国，再是日本，现在包括欧洲，都努力建设基金会资助的战略智库，有的直接在大型企业中设立。典型的作法是美国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组建的兰德公司，基于价值中立的专业研究，向社会各界提供政治、军事和财经方面的战略建议。他们的地位是奠定在“中国将出兵朝鲜”、苏联卫星发射、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并接受了军事、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实践检验。当然，这些预测和报告有失误的可能性，可是决不允许有失误或者失败的风险就躲起来。如果我们只想着学术小圈子里相互映证、欣赏的吹捧，而不愿意或者不敢于去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理论和学术就永远是软弱无力的摆设。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语言文字层面的批评快感，而是要着力于科研理性的建构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表现为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支撑产业竞争的除了经济、技术和人才之外，还有思想竞争，文化竞争和心理竞争。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群体除了自身的学术成长外，同样在关注社会发展和产业演化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国家优势和战略利益的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回顾三十余年的旅游产业发展和学术成长的历史，固然在专业教育框架和科研方法引进，发展经验、管理模式介绍和商业导向的旅游规划领域积累了若干可圈可点的成果，但是原创性的旅游思想和发展理念有几个出自于中国的旅游学者群体？说得极端一些，很多成果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学术思想的“经注”和既有理论的验证罢了。近年来，更多的教育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试图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与政府和业界沟通与互动。由于长期的隔离，研、学、产、官、媒之间的信息掌控、对话平台甚至话语方式都是不对称的，很容易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怎么办？我看简单的相互指责、情结宣泄和嬉笑怒骂固然不可取，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说一些“挠痒痒”的话，然后挟“(网)民意”以自重，更有滥用知识公器和精英优势之嫌疑。已经进入大众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而理论与思想只能在服务社会以及与产业同行的过程中形成、演化并完善之。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社会知名度的提升，还要在国家旅游局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对地方旅游发展和旅游产业实践创新的指导工作。由于过去五年同志们的扎实努力和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的宣传报道，研究院的产业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一直在稳步提升。我们有理由为此而自豪，也更应当把它作为研究院前行的服务产业实践的现实动力。一家机构来到这个世界上，随便说些什么都是新的，当然再说的有道理，就更有人听了。可是我们毕竟是一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不是国家旅游局的新闻发言人，也不能只做一个解释者，必须也应当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开展社会服务特别是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工作。
说到知名度与专业贡献的关系，我想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那些温暖当代也烛照历史的人物供同志们参考。比如同样是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并享有较高知名度的爱因斯坦和卓别林，我更愿意选择爱因斯坦作为青年学人成长的目标。虽然没有几个人能真正明白他的相对论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开创了物理学的新时代。袁隆平，中国的院士那么多，为什么从政府到民间惟独对他那么认同？因为他的研究目标是高尚的——种出更多的粮食，让人类得以摆脱饥饿；也因为他的研究实践是在田野而非在书斋和实验室中做出的，是很辛苦，但是由于脚踏实地而任何时候都显得有地气，也有底气。梅兰芳，从不为取悦观众唱什么粉儿戏，而是坚持自己的戏剧天赋和经由后天努力而来的深厚功底，就那么优雅地高调着，那么坦城地张扬着，最终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并为历史所铭记。
如果把社会服务作为研究院的价值取向，那么在遂行之前，有必要梳理和分析我国的社会服务的现状，以做到知己知彼，扬长避短。
先来看官方智库，以旅游为重点方向或者主要业务的机构不多，主要是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还有各大部委直属的研究机构偶尔会涉及到这一块。尽管有少量的知名学者，但是总体上没有形成机构的影响力，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基础工程和学术积淀，省级和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同类机构也大体如此。它们的优势在于所依托政府或者部门有“实权”，包括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分配权，也包括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渠道，还有它们成立时间相对较长，积聚了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官方智库的劣势则在于它们过于看重自己的官方背景和行政级别，加上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和落后的科研管理体制，使得他们特别是那些优秀的学者没有动力去服务社会，长此以往，也就没有能力去服务了。当然，不排除少量的学者在社会上很活跃，也多是个体行为，与机构无关。
民间智库。第一类是依托大学设立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旅游发展研究院、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的饭店管理研究所等，一些专业院系也在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受高校科研评价机制的影响，拿基金课题、发表SSCI、CSSCI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评职称、当个小学官，是青年学者成长的主流路径，偶有社会服务做得好的，也是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第二类是锦江国际研究中心、港中旅研究院这样依托大型旅游企业的研究机构，刚刚起步，主要服务于特定企业的战略战术目标，独立的研究能力尚在建设之中，更多是收集信息，做研究项目的组织，为高层决策起一些辅助工作。第三类是安信、招商、国海这样的证券研究机构中的分析师。他们的激励机制做得很好，类似于工程科学的研究，与生产力直接挂钩。成果主要服务于投资机构，技术面很成熟，也积淀了丰厚的产业背景和广泛的人脉资源，但是在前瞻性和战略性方面很少有建树，或者说他们也不鼓励这方面的建树。
海外智库，包括综合性、专业性和商业性三类。从这几年我们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经验来看，主要包括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美国旅行协会（USTA）、亚太旅游协会（PAT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无国界世界等国际组织和国家行业协会主导的市场预测和行业专题研究，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KCTI）、澳大利亚旅游研究中心（TRA）为代表的政府主办的专业研究机构，还有史密斯（STR）、优尼华盛（HVS）等商业性研究机构。发达国家的高校学者参与社会服务特别是政府智库的行动很少有上升到所在机构的战略层面的。
从中央编办界定的属性看，我们是官方专业智库，国家旅游局给我们的定位是二级下属单位，从组织关系上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这么定位，我希望研究院将来要发展成为官方背景、独立运作的旅游专业研究机构，逐步强化民间色彩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否则对外交往的空间和步骤都会受限。比如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无论是国立的还是地方和民间举办的，都是一家独立的机构，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按组织章程运作。只有按这个目标发展，研究院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中国和世界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代中国的旅游智库和专业学者不应该在国际交流中缺位，要善于在对话中从不同学术体系中汲取思想，活跃学术。回顾过去的五年，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官办智库的模式发展，而是在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服务方面进行广泛的探索。选择这条路走下来，在较短的时间里做了不少事情，快速积累了一些声誉，确实不容易，也谢谢同志们的理解、认同与一起付出的努力。现在，我们有依托国内一流高校的十二家外设研究机构，将来还是要扩大的。与我们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还有：成都、延安、昆明、厦门、黄山、中卫等城市，国家开发银行、锦江、携程、去哪儿、海航旅业等商业机构，旅游卫视等传播机构，优尼华盛、NECSTour、阿根廷旅游推广局、亚太旅游协会、环球蓝联、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组织。国际国内社会服务的架子是搭起来了，大的方向也是有的，忧虑的是如何务实地推进这些合作框架，特别是以我们的学术思想和专业能力引导这些机构与我们同行，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理想。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引领，不能有效地搭建平台，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即使有了合作协议，也会为别人所抛弃的。请同志们务必思考如何更加务实、更加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这一事关研究院可持续发展和青年学者成长的战略主题。
三、如何才能做好社会服务？需要理念的认同，更需要头拱地，在实践中坚守
首先要有学术理想和坚定的信仰，并发自内心地认可之，实践之。从目标到理想，再到信仰，越来越不容易，更难的则是自我认同和实践的坚守。为什么同样的话语，有的人说出来会感动别人，而且会在历史上留下回声? 就在于有的人是言为心声，有的人则是为说而说，甚至自己不信，只是说给别人听的。曾经多次被人在不同场合问过如何提高自己的演讲技巧，一直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自己的记忆中，每一次的演讲都不过是自己已经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都不过是自己亲手写下的，更重要的是自己信仰的。离开理想和信仰这个根本，任何技巧都不是过眼烟云。理想和信仰从哪里来，从世界文明的共同成果而来，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而来，从小学到博士阶段的学习研究而来，更是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实践而来。
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旅游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著名画家吴冠中曾经说过，“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人娱己，大路震撼人心。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那些传统观念中的小众艺术家当然有价值，他们从事文化创作，自己尽心尽力，别人怡心怡情，到拍卖市场上也能卖个好价钱，如此而已。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他特立独行、天马行空，“肩住黑暗的闸门，放更多的年轻人出去”，真正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对于学术群体也可以如是观。传统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写论文，做演讲，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走的是一条“发表论文、评职称、拿基金、获声誉”的道路，这些事情我们也是要做的，可是我们还有更高的理想和更务实的目标，“算平戎万里，真儒事，君知否？”
要阶段性地关注旅游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选题，也要在日常调查研究中真诚、热情地去关心游客、员工和社区居民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而不是迷恋地从抽象的概念推理出解决中国旅游发展问题的方法。最近网络上有个热语，叫“你又装外宾了”，调侃那些提不切实际解决方案的人。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建议，却对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仿佛是对这个国家非常陌生毫无认知的“外宾”。这种浮躁的学风不应是我们所倡导的，学术界不是娱乐圈，学者也不是明星，不要为了吸引眼球搞那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式的观点。我们是受过理性专业训练的学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本着务实的态度，提出对国家发展和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其次要有卓越的专业能力，这也是我们区别于人文学者，而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旅游专业学者的根本之所在。在职称评审时，我曾经说过，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只代表你学过了什么，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则代表你为社会贡献了什么。具体而言，到了副研究员的岗位上，你需要证明你已经具有稳定的学术方向和学术专长。而研究员呢？则需要你具有开拓学术领域和建设学术团队的能力。这需要学者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组织的培养，科研部门就是要干这个活儿的。具体到业务层面，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有四大类：第一类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别是其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需要相应的预警、研判和对策研究，我们要会写有用的策论和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报告，为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常规管理提供专业意见。为此，我们需要积累并优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需要基于实验室、观测点、会商机制等平台的计算能力，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口头表达能力。第二类服务对象是产业，包括旅游市场走势研判、旅游企业运行分析、企业集团中的旅游战略决策、与旅游休闲需求相适应的业态创新。做好产业服务的前提是经济、管理、财务、统计等学科的理论准备，以及对商业实践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后者，达不到一定功底，我们是无法与业界对话。别说服务了，就是去调研，别人最多也就是客气而已。第三类服务对象是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媒体、社区和游客。 在媒体合作方面，也要有服务的意识。无论是传统的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是需要内容的。第四类服务对象是世界，包括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产业和社会。当代智库一定要善于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当代中国的旅游智库和专业学者不应该在国际交流中缺位，要善于在对话中从不同学术体系中汲取思想，活跃学术氛围。
政治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商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其政治和学术、思想上的代言人，这些都是合理存在的。 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对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首先要求的是能够论证其理念的合法性和决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才是推动行政和商业实践的创新。为什么我们从建院之初就提出了“１＋８＋Ｘ”的标志性成果体系？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建设，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各界发展旅游的共识？为什么我们不断与创业者对话，与如家、七天、携程、去哪儿、布丁们同行？ 我们可以，也应当为政治和商业服务，但是决不能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如同人生，在青年学者成长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凶险，也有太多的诱惑，尽管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有惊无险地过来了。
学术宣传体系与专业推广能力。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媒体则是现代社会建构社会关系最为有效的手段。诸葛亮虽说“不求闻达于诸侯”，也还是利用民间的口口相传，从而形成潜在的服务对象。刘备对他的能力期待，最终一篇《隆中对》三分天下。像研究院这样的学术机构一定要努力建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媒体关系，媒体需要权威、真实的内容，智库需要广泛的话语平台。研究院与媒体之间是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既不用害怕与媒体打交道，什么事都谨言慎语的，也不要总想法求着媒体给你发消息，动不动就给个车马费，请个饭什么，把关系弄庸俗了。只要研究成果真的是前沿的，真的是产业和社会所需要的，媒体就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对此有信心。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等中央媒体，与搜狐网等新媒体，与中国旅游报、中国旅游网等行业媒体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还建立了研究院官方的中英文网站和官方微博，研究人员的微博群也很活跃。它们既是研究院社会服务的对象，也是服务社会的平台。在这方面，固然需要院领导系统思考和具体指导，需要专业的职能部门起支撑作用，也需要每一名研究人员的自觉行为。提出社会服务的目标和任务，意味着我们的学术成果就不能像传统学者那样写给同行看的，而是要写给包括旅游产业在内的社会各界看的，很多时候，也是要说给他们听的。我一直反对说官话，也反对说“学话”。官话反映到文章中就是“党八股”，动不动就“一个目标、两个战略、三个保障、四个支撑”排比下去，动不动就“必须做好那些应该做好的事情，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不要去做”之类的车轱辘话，动不动就是“着力、强化、推动”之类的排比与对仗。这样的“官话”现在连体制内的官员都不屑于说了，可是我们有的学者还在说得洋洋得意。学话反映到文章和演讲中就是“学八股”。无论到哪里，面对什么人，都是从概念到原理、从假设到验证、从国际到国内、从数据到结论，再到建议，恨不得把每一位官员、每一位企业家和经理人员都当作自己的学生，总希望天下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自己所谓学术研究的调调去实施。结果呢？很可能是装模作样了半天，也还只是说了些常识的事情，对官员理政、企业经商、百姓生活毫无启示。古语说，“到那座山，唱哪个歌”，从学术推广上来讲是有道理的。到了人家的山头，还唱自己的歌，听众就不容易接受。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同志们越来越世故，旋律、节奏是别人的，甚至歌词也是别人的，但是思想必须是自己，或者说必须要有自己的情怀、思想和学术观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