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戴斌院长在外设研究机构2013年工作会议上做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社会服务是学术共同体成长的必由之路
同志们：
自2008年正式挂牌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旅游研究院就在走一条探索创新的非传统办院之路。从2009年提出“服务产业、报效国家”为导向的学科建设体系，到2010年的“人才建设”、2011年的“国际化建设”，再到2012年的“学术成果建设”，加上实践过程中与地方政府、学术机构、企业集团和国际同行的战略互动。五年下来，虽然不敢说完全弄清楚了，但也基本上把机构的发展理念、内外架构和运作要点理了个大概。现在是与同志们共同探讨外设研究机构建设与发展相关的若干基础问题的时候了。说实话，研究院给不了大家什么体制内的传统资源，比如资金、项目，甚至也不是什么级别的“平台”，连吹个牛都不好意思。在旅游院校数以千计，旅游教育研究数以万计，旅游教育分会也开始有效运作的今天，为什么要成立这些外设研究机构？或者说我们的愿景和目标是什么？要努力去做些什么才能实现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如果对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回答，只是挂个牌子，每年轮流坐庄聚一次，我看时间长了，外设研究机构的生机和活力就会慢慢地失去。在强调学术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我们于2011年度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去年把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战略使命。回顾过去的两年，这个理念还是能够被认同的，从年度工作总结来看，大家也为此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看来，我们还需要由表及里地对学术共同体的内涵进行探讨，比如与其它学科相比，它的旅游特色如何体现？与其它国家相比，它的中国特色又是什么？对此，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是借此机会谈几点想法请同志们批评。
一、 旅游产业实践需要学术共同体更多的社会服务
除昆明分院外，其它11家分院和研究基地都是依托高校建立的。早期的大学集中于人才培养即教学工作，而创立于1809年，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洪堡大学把科学研究置于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到1930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提出走出“象牙之塔”，打开校门，走向社会、服务大众、推进社会文明，再到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提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教育和社会各界普遍接受这样的共识，即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一道构成了现代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10月公布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重申，应保持、加强和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特别是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使命”。由是出发，无论大家是不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共同体的一员，社会服务都是旅游院校的题中之义。
中国旅游教育和科学研究一开始就是与旅游产业同步发展的，无论是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还是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给予了及时回应。至今还记得酒店管理专业的第一代学人曾经正装坐在讲台上，用实物投影仪给台下数百名经理人员讲西餐礼仪。第二代学人则深入到酒店内部，手把手地教主管和领班如何制订服务流程和技术标准，包括见面要主动问好、铃响三声之内要接听电话、烟灰缸内的烟头不得超过三根等服务细节。再往后则是为酒店提供工程管理、市场营销、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咨询。不要小看这些微观甚至琐碎的知识和技能，正是在类似的社会服务过程中，大学的旅游教育务实有效地服务了旅游产业实践，也为大学赢得了产业和社会的认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更为高深的专业理论和综合素质的养成就不重要了，后来接受专业训练的学者开始介入酒店的发展战略咨询和更为宏观的产业经济研究，同样是在为社会做贡献。我们对前人功过的评价必须放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去，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只要他们尽心尽力地回应了所在时代的要求，就有理由获得后人应有的敬意。当然，我们也要明白，历史在前行，产业实践和社会发展也在持续创新，我们提供社会服务的目标、层面、方法和路径也要与时俱进。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老得动不了，而是更加适合时代要求的年轻人起来了。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旅游产业发展对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范围更加广泛、需求更为迫切了。从1999年国庆节第一个黄金周开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民旅游真正起来了。我们预计今年国内旅游市场将会超过29亿人次，出境旅游市场则可能超过8000万人次，相比之下，1.34亿人次的入境游客在整个旅游经济的总盘子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是微乎其微了。更为值得关注的是，1999年之后，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就在逐年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延用入境创汇、政府主导、超前发展的理论就无法落实国家战略，也不能有效引导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发展。因此，学术界有必要重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系统回答旅游发展为什么、旅游发展依靠什么、旅游发展做什么等问题，进而用理论创新推动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旅游实践。在微观层面，也有大量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需要当代旅游学人的智慧贡献。比如，对旅游经济运行周期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旅游目的地如何完善散客接待体系，旅游投资和创业者该采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如何计算旅游景区的最佳容量，等等，都是旅游学术界和理论工作者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在高校做学术交流的时候，每当被问道如何找到好的研究主题时，自己都会很困惑：大到国家旅游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小到旅行社门市部如何生存，还有社区居民特别是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贫困地区的父老兄弟如何有效参与到旅游发展进程中来，都需要我们贡献自己的才情啊！科学研究也好，人才培养也罢，都不能只通过埋首书堆，关起门来走封闭循环的道路，更不能只关心宏观叙事，只是追求圈子内部的同行评价和个人的所谓学术成就。在这方面，我愿意分享在台湾地区公务和学术交流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两件事情。一是山地原住民地区的驻村艺术家制度，他们与村镇老百姓一同生活，与民间艺人共同研究如何提升传统的手工制品的艺术品位，使之更加符合当代人特别是游客的审美要求。林怀民先生创办的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全世界都很有名，还是坚持到乡村去，到最基层的民众中间去。二是专业志工制度，有关部门资助专业人员与那些有需要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结对子”，不用讲太多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做工业设计、培育品牌、建市场渠道，最终提高基层民众参与商业体系的能力。我是非常希望把这两个制度引进到大陆旅游产业实践中来，也希望中国旅游研究院这个学术共同体能够带个头。这也是我提出把“社会服务”作为研究院2013年度工作主题的现实背景。
二、有效参与社会服务是中国特色的旅游学术共同体成长的必由之路
在国际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我会有意识地寻找同类型的学术机构，特别是政府背景的旅游研究机构，以及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旅游企业集团与之常态化合作的高校，可是找来找去，到目前为止还只有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KCTI）和澳大利亚旅游研究院（TRA）两家。可能是欧美日韩等市场经济和旅游产业都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问题需要做对策研究吧，政府就不需要投资专门的智库了。可是总还是有项目研究之需求的，多是分包给那些著名的综合性智库，还有商业性的研究机构了。在外面我们打交道最多的也是这些机构中的研究人员。而高等院校的教授呢，则基本上是不与政府和业界往来的，他们更关注的是在指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论文，向科学基金申请学术研究项目，然后评高一级的职称，积累学术声誉，再发更多的论文，申请更多的项目经费。曾经与旅游部门的官员聊起过这种现象，他们说那些教授只会批评政府和企业，不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看来环球同此凉热啊，倒是应了中国古代的那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中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学术环境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教授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他们拥有更多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仍然处于探索和成长阶段的中国旅游学科建设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肯定不能走这条路，也注定是走不通的。要想真正建立理论自信，特别是要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推动更多的理论创新，只能走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道路。
自觉接受服务对象的客观评价有助于衡量和检验学术共同体指导产业实践的真实水准。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要检验起来，我们还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可能会让我们的学术自信心受到很大的伤害。比如我们很容易对一些地方领导说“提高目的地的文化品质”这样的话，地方领导就会反问你：是建一座文化馆、博物馆、电影院、大剧院，还是建一个老百姓可以随意唱歌跳舞的市民广场？如果建的话，什么时候建？建多大规模的？资金从哪里来？几个问题问下来，恐怕就会出汗了。还有我们做旅游规划的时候也会根据相关的理论要求地方政府保护文化原真性，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那样住在原生态环境的居民的真实感受，他们也有追求现代生活的美好愿望啊！记得在青海召开的那次民族旅游学术研讨会上，我曾经以《诗意的想象，还是与现实同行》为题对此做过初步的阐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好，但是大的方向是有的，就是从旅游实践中来，到旅游实践中去，与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从容自信地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准。
走出校门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社会服务，可以让当代旅游理念研究真正接到地气，有创新的勇气和对话的自信。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为什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中的学者相比，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有时显得没有底气？为什么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的旅游学者哪怕英语说得再流利，哪怕是在SSCI发了多篇学术论文了，却还是常常显得不自信？我看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接到地气，没能真情实感，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同志们可以把现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找来看一看，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表面上看是解决了，从文献综述、研究意义、假设提出、问卷调查、统计工具、数学建模，到结论与展望，整套动作也很连贯，可就是觉得很空洞。因为没有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主题，没有扎实的实践背景，当然就只能是花架子啦。当我们与国际同行对话的时候――当然，前提是自己必须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有来自社会服务过程中所掌握的第一手信息、数据和相关案例，讨论起那些高深的理论来就会更有底气。用中国的案例、当代的案例、亲身经历的案例检验前人提出的既有理论，进而修正之，创新之，直到提出自己的观点，建构全新的旅游理论体系，想一想都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特别是当这些概念、命题和理论都带着泥土的新鲜气息，是可以触摸，可以温暖的时候，反过来就可以极大促进校园内的纯粹科学研究，还有人才培养。道理很简单，老百姓觉得我们所研究的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所培养的学生是往实践中去的，他们能不欢迎吗？父老兄弟欢迎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学者的社会影响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社会服务不仅是青年学者成长，也是旅游学术共同体培养名家大师的必由之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佛教和民间也有类似的说法，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就提出过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回顾我们这代学人走过的道路，总有那么几天，比如戴上博士帽啦，评上教授啦，获得权威奖项啦，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放眼天下，舍我其谁的想法止都止不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正我是有的。可是更多的时候是不自信，因为知道的越多，也就不知道的越多，辩证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怎么办呢？我看还得走出书斋，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浮燥气打磨掉，同千千万万的游客、居民、旅游企业的一线员工在一起，慢慢地，就会在学术底蕴越来越厚重的同时，学会就用老百姓的语气说话，说人民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话。要知道，老妈妈说家常话，大和尚言平常语。我总觉得我们这代旅游学人赶上了好时候，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的产业实践需要我们，越来越严格的学术规范厚重了我们，国家的强盛和出境旅游发展让国际同行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所缺乏的可能就是社会服务的经历，以及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对自己胸怀和气度的修炼。
三、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是做好社会服务的学术基础
强调学术共同体的社会服务，并不排斥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三者相辅相成，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当代的大学使命。没有科学研究和和人才培养的支撑，旅游学者和培养对象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就不可能持续提升，社会服务也不可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
目前高校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很重视，这是好事情，然而我总在忧虑在“填表工程”和“打靶学者”的导向下，我们获得的课题和荣誉越来越多，离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本质却越来越远了。我们必须明白，大学惟一具有垄断性优势的功能在于人才培养。离开这一根本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学和教员的力量既不像有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认为的那样弱小，可能也不会向象牙塔内的学术共同体自觉的那样强大。科学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研究，应当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问题是现在做研究太急了，太功利化导向了，总想着如何引起领导的关注，如何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如何扩大个人的知名度。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不是不需要考虑，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它们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之所在，更不能为了领导的批示和社会关注而研究。那么多的“工程”、“平台”和“项目”，文件发下来还没有几天，一大堆量化的成果就报出来了，怎么可能呢？旅游学者，特别是我们这些担任领导职务和行政工作的“双肩挑”学者心里得明白：一时的喧嚣过后，留下来的才是坚硬的河床。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莫言曾说过，近几年反复被问到对诺奖的看法，“这很难回答，因为如果说‘想得’，那么难免会被骂为诺奖而写作；如果说‘不想得’，人们又会说我虚伪。所以我说，我是非常关心诺奖，也关心诺奖得主的作品。我会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写作。”对于旅游理论工作者来说，我看这句话大体上也是适用的。打铁还得自身硬，没有从容的心态，没有相当的成果，特别是没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别说名家大师了，可能连青年学者也培养不出来，成千上万的成果也是只是低水平徘徊。
在社会服务之前，我希望旅游学术共同体能够形成一个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华、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在尽可能多的方向上自由地探索。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确切地知道事究竟哪一项研究会对产业实践和社会生活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当年美国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设立了一个“金羊毛奖”（含义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讽刺诸如螺旋蝇的性生活、为什么罪犯想要逃狱等浪费税金的研究，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满足一小部分人的好奇心。2012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等组织联合设立了一个“金企鹅奖”，告诫政府和公众“不要杀死这些会下金蛋的鹅 ”。因为有大量的案例表明一些开始看不到一点儿应用前景的研究项目，被嘲笑为浪费资源，最后却影响巨大。
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科研工作者可能会有自己的学术诉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旅游学术共同体能够倡导并践行与人类文明和价值观相符的学术伦理。在心理学史上，“小艾伯特实验”是最出名也最富有争议的实验之一。心理学家沃森教授希望通过观察小艾伯特的反应，把巴甫洛夫从对狗的研究中获得的认识应用到人的身上。他和助手选定了在大学收养所做保姆的哈丽雅特.莱恩的儿子，在1920年对他进行了了超过3个月的实验。于是，只会爬行的小艾伯特成了人类现代实验史上最年轻的对象。他在第七次白鼠和噪声一同出现后，只要一看到白鼠就会尖叫。但是沃森还在继续他的实验，他要实验这种恐惧是否可以转移到其它物体上。小艾伯特开始对着曾经抚摸过的小狗大叫，甚至不敢触碰皮毛大衣、棉花甚至头发。这个实验引发了学界广泛地讨论----实验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此后，美国心理协会公布了实验伦理规范，严禁进行违反伦理的实验。从现实情况来看，科学伦理的问题在我国旅游研究领域还不是很突出，但是相关领域已经有苗头了，比如大米的转基因试验和医用疫苗试验等。现在，包括旅游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希望学习和借鉴自然科学范式，我们要早做预防。
社会服务不仅仅是学者个人的事情，只靠个人的努力也是形成不了气候的。希望看到更多的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到资料室、数据库和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上来，让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之间的耦合互动形成稳定的平台和机制。傅斯年等人于1928创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成就，归功于成立之初就收集了大量的清史档案原件，并组建团队迅速开展了三项重点工程：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西北考古。如果在服务产业实践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保存好那些有价值的原始资料，那么就不仅为当代，也为后人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来自实践的一手信息和数据，随着时间的逝去，其价值将会成倍地增长。无论做什么事情，希望我们的旅游学术共同体都要有自觉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