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日，戴斌在纪念建党93周年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今年的全国旅游科学年会的总结发言，自己公开承认在学术探索和成长道路上曾经有过的多次迷思：戴上博士帽、破格评教授、业界的掌声与认同、乃至做个什么学官，都会有瞬时的飘飘然，有一种“放眼天下，舍我其谁”的志得意满。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夜深人静，在烟雾缭绕中对着满屏的文字却找不到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年少时可以靠父母引导，求学时可以找老师谈心，现在呢？已经是别人要找你来要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成年人了，就只能独自在理论探索和产业实践的耦合中去找寻与确认。应当说，很多专业学者和知识分子都会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具体到研究院，我们是一家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与政府和产业密切互动的旅游专业智库，既要充分理解和肯定学者“忍不住”关怀现实政治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又要正视知识分子踏入公共话语空间和参与政治本身的极大风险性。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小有成就时的志得意满，也会有偶尔挫折时的低落与徘徊，特别是面对日渐增长的商业力量和欲退还进的行政意志，做学问的“静”、“净”二气隔三岔五地被冲击和动摇。怎么办啊？我看只有思想，或者说信仰才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彼岸的终及追问时不至于进退失措。
一、为什么思想是重要的？
春秋以降，儒释道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脉络。五四运动以后，在救国救民的语境中，“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被引进来并试图以此重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互动。在风云激荡的百年历史中，科学理性甚至是工具理性一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形成了科学院、工程院和研究型大学等组织制度，并通过论文发表、科研立项、学术评奖等日常知识生产过程进行不间断的强化。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个体依托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思想探索，还是集体依托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体系建设，则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更不用说思想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科学、文学、艺术、宗教与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深层互动了。西方和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化历史表明：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成形成思想，而思想则是科技进步和学者成长，乃至整个文明演化过程中看不见、摸不着，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动力和保障。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孔子、柏拉图、伏尔泰、卢梭、康德、马克思、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没有他们的思想来滋养人类的心灵，历史将会怎样。我们承认理性，或者“纯存在（Pure being）”的价值，作为现代科学追求的完全符合理想的标准，它建构了大套经得起严格科学手段检验的逻辑论证过程，极大失去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性不同于理性主义，比如得承认自然、人与神之间界限的模糊，得承认科学的有限性，还得承认思想、艺术和情怀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演化的不可替代性。
纵观今天的旅游领域，政府及其行业主管部门、产业界、教育和学术机构似乎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互相之间就是有往来，也更多是规划、培训、会议等具体事项上有短期的交集，事实上并没有形成有共识的话语体系。如何超越“谁说服谁”和“谁去统帅谁”的现实困境，而经由不断寻求最大程度的思想公约数，共同提升当代旅游发展水平和思想境界，是学术和政商各界共同的责任。达到这一目标的进路可以坚持各自操作层面的硬核，相互博弈，相互吸引；也可放弃各个圏层当前所在的操作层面，各自沿着技术、制度、思想、情怀的路径往上走，在更高的层面上说共性应当是更容易些吧。思想是发展理论和学术研究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层面提升，也是沟通政商各界的对话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应当却没有担当更大的责任。现在的旅游学术共同体有一种倾向，就是过于追求逻辑自洽，特别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科学性。我国的旅游实践走得是一条先入境再国内、先政府再市场、先高端再大众化的非常规发展道路，近年来随着业界开始回头补课了，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是不是也在经历着这么个过程呢？应当说是与实践同步的。很长时间了，苹果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本身，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结果就是蜘蛛侠的衣服是穿上了，人却还是原来的那个普通的自己，更为悖论的是，在街头上表演了半天才发现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个蜘蛛侠！
青年学者是学术共同体的未来，也是我们要下大力气培养的。然而现有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博士、硕士，以及已经或者将要成为一线学者的教授和研究员，从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演讲和报告来看，总让人感觉其知识结构和阅历积淀中，似乎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想的经典资源少了些，加上大大小小的圈子的局限，就很难具备开风气之先的大师气象。在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曾经有几套丛书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学术助力的作用，一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读大学期间的商务版《汉译名著》，二是199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期间的上海三联版《当代经济文丛》，三是2006前后担任高校领导期间各高校版的教育和学术名家的传记，再加上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书籍的阅读，大体上构建了自己的思想脉络和学术支撑。当然，对于作为专业的经济学，也曾经在基本理论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和厂商理论方面下了一些功夫。与今年早春离世的申葆嘉先生那一代学人相比，我们的功底应当说是相对薄弱的。可能是成长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吧，每次面试研究人员、博士后候选人或者与青年学者谈话时，我常常会问“你读过哪些书？”，指的就是这些思想性的书籍，而不是《旅游学概论》、《旅行社管理》之类的教科书，不是什么《人性的弱点》、《带上灵魂去旅行》之类的心灵鸡汤，更不是什么《五分钟赢得他人》之类的所谓励志书。另外一个常问的题目是“你做过什么项目”，希望听到的回答是思想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发过几篇论文，编过几本教材，更不是做过哪几个地方的旅游规划。这么说并不是要用过来人的标准去要求正处于打拼的年轻旅游学人，而是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未来的旅游理论建设者和学术思想的领导者。没有类似的自我期许和从严要求，我们前六年提出的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建设、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目标和规划就只能是空想。
系统提升研究院的学术水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们思考学术思想建设最为直接的现实背景。自2009年第一次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提出“１＋８＋Ｘ”的学术成果体系以来，动员全院和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并亲力亲为地推进之，到2013年8月份出版的景区发展研究报告，算是在数量上初步完成了这个目标。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巩固和完善这一成果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持续提升整个团队的学术水准，如何提炼与大众旅游发展实践相适应的科学理论和旅游思想。到了这一步，说实话自己也没有底，所以才把“专业能力与社会服务”作为去年的主题。实际上是想让同志们融入社会实践，在与产业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自我成长。从现在的情况看，只是把这个问题做了相对成体系的感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青年学者建构理论和形成思想的路径问题。至于如何才能形成思想，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才能无愧于当代旅游发展实践对我们的要求，才能为未来的历史留下些声音，说实在话，自己也没有成型的答案。
二、什么是一流的学术思想？
一流的学术思想具有伟大思想的共同特征，伟大思想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或者构成某一行业从无到有的理论基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马克思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文明“元思想”和缔造者。没有亚当•斯密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很难想象会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没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就很难发展到目前的富裕程度。伟大的思想能够让读者、听众和观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感受到入世的情怀和逻辑的美感。当我们认真阅读300多年前洛克的《政府论》、200多年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00多年前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与《论自由》等，特别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时，都会发现思想的光辉，为其无所不在的思想力量而震撼，为自内而外的逻辑的美而感动，这样的思想是能够经历得起历史检验的。
一流的学术思想穿行在不同的学科范围，却不会受既有的学科边界所局限；所有的方法和工具都可能被用于推动思想的萌芽与成型，而不是削足适履，让思想去牵就方法和工具。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及其内部的不断衍生和演化的分工体系，让科学家和学者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但是也很容易在类似家族的延续中获得日趋加深的稳定感，同时丧失了创造性。作为对分工的反动，寻找不同学科，甚至是科学、人文与宗教之间的最大通约，往往成为先知先觉者通往大师地位的有效路径。日本建筑思想家隈研吾所著的《负建筑》 有提到“无理念的现代性”建筑学派的代表人物村野腾吾，一生对《资本论》爱不释手。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与建筑师如何通约的吧。马克思说“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跳跃”，所谓交易，原则是在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格标准之间进行的。而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上交易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清楚是否一定会被对方接受，所以商品才会有一次惊险的一跳。在有创造的作品中，一方面是只有被迫需要跳跃的东西才有婀娜多姿与妩媚，另一方面是要把自己碾碎的紧张感。事实上，紧张感既来源于生产与消费者处于不同价值体系，也可能来源于艺术家对作品自我超越的渴望。正是从紧张与超越的关系上，思想者找到《资本论》与现代建筑之间的通感。正是看到跨学科交流的重要性，欧美一流的大学，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特别强调博雅的课程，强调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的理解和接受。
一流的学术思想往往萌芽和生长于学术和学者的青春期。青春期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总是与自信和张扬联系在一起的，“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两百年”。青春期既勇于进取，又能相互包容，善于在竞争中向优秀的对手学习，“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诸子百家，构建了灿烂文化的思想基因。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熟到“独尊”的地步，也就是顶峰。理论和思想到了大一统的地步，没有竞争的压力，也没有开疆拓土的动力，就只能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绣花了。当前的旅游理论建设和学术思想形成无论是从产业实践看，还是从学者群体的成熟度看，都还处于青春期阶段，我看不必忙着搞统一的体系，用一道边界把旅游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划出来，再用一道边界把基础理论、经济、管理、市场、规划等领域圈起来。原始创新时期，就学小狗撒尿占地似的，自己把自己的局限住了，不好嘛！之所以会出现“少年老成”的现象，与我国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研究范式都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缺乏本土产业实践的理论抽象，缺乏自信心有关。现在，国民的、大众的、现代的旅游休闲起来了，中国旅游学术的青春期到了，“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的思想创新的时代到了！
对照一流学术思想的标准，看一看当代世界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气象，该是想想“思想”的时候了。过去的旅游是单向的，就是从客源地经过或者不经过中转地、集散地而到目的地，再回去，不过是返程而已。围绕这个单向度的环形流动，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UNWTO、PATA先后提出了全球旅游伦理、可持续旅游、负责任旅游等理念，还是着眼于在目的地短期旅行停留期间的“主人――客人”关系。中国这些年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特别是出境旅游的发展，陆续提出了国家战略视角下的融合发展、旅游权利、游客满意等理念。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旅游会是什么样子呢？这需要社会参与和产业实践，也需要学术研究和思想提炼。在实践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大数据消解权威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占据思想、伦理和理论的制高点，也没有人可以指定某一种研究范式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未来的竞争是产业实践的竞争，也是学术思想的竞争。
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没有思想，就无法指导、引领商界、政府和大众旅游者，甚至连对话也失去了自身的认同。曾经听过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言论，他们已经开始追求比赚钱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让我很是震惊：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中国目前的体制和社会资源已经影响了他们在商业领域中飞得更高，也是因为政治、学术和文化界缺少与他们的互动，或者说缺少有资源与他们互动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群体。具体到旅游产业，自1999年大众旅游兴起以来，企业家借助资本、技术和商业的力量，先后对经济型酒店、旅行服务、主题公园、旅游地产等细分领域进行本土化的原始创新，成功发展了一批可以比肩世界的商业品牌，并正在对中端酒店、目的地管理，以及产业基金等专业投资模式进行探索。在这一进程中，学术在做什么呢？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学术思想、发论文、出专著、拿基金项目、评教授、评博导、做学官，总之在继续自以为是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这是比较主流的群体。学术成果倒是出了不少，也多少博得些许的社会声誉，可是真正能够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呢？我不知道。若干“功成名就者”则不停地给地方政府合作旅游规划，甚至以“胸口碎大石”街头卖艺的身段与社会上其它商业策划公司竞争，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大众平台上做自己的“学术明星梦”。这让我想起李光耀先生时任新加坡总统时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句话：只是用粉笔在天安门广场做画，一场雨就会冲刷个干干净净。
高校教员是旅游学术群体的主要组成，从他们来看，更多的人只愿意，或者说只能够做在校学生的老师。之所以如此，有职业操守的原因，也有这样过得安稳和安逸的原因：都比你年轻，多数学生的水平比你低，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也很少有人质疑，所以很容易有感觉啊。我心目中的优秀学者要勇于为天下师，在服务产业、服务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经由高水平的理论抽象而形成具有天下观，或者说普世价值的学术思想。这就要求学者要有直面现实的担当能力，也要有理论探索的勇气。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最终一无所成，但是不走这条路，就不可能形成可以为天下师的伟大思想。
三、如何建构当代旅游学术思想？
可以公开地讲，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学术思想的命题，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就是连柏拉图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逃不脱的“叙拉古诱惑”。 事实上，“叙拉古诱惑”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对于今天的旅游实践和智库建设而言，我们不仅要做“帝王师”，还要做“产业师”，更要以健全的心智和青春的气息把建设学术高地，始终围绕“旅游权利及其实现”这一中心命题，把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传播到社会上去，融入到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去。
同志们要到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中去，系统把握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进程，基于旅游权利和游客视角来重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以高度的学术自信形成全新的旅游思想。从历史进程来看，新中国旅游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向外国人、海外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改革开放后，创汇导向的入境旅游优先发展战略被注入更多的经济色彩，还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只有进入以国民消费为主体的大众化发展阶段，特别是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原住民在旅游活动中逐渐成为主体以后，老百姓的旅游权利和主体意识才得以显现。只有围绕经济型酒店、在线旅行服务而开展的创新、创业推动了一批本土企业品牌和企业家群体成长起来，旅游企业才开始作为独立的商业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近十年来，国民旅游和产业实践的飞速发展也使得旅游理论界和思想群体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研究和代言的对象，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理论抽象的本土实践。正是在这一时代背影下，我们先后提出了“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平民、平稳、平等”、“让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微旅游”、“景观之上是生活”等观点或理念。可以说为旅游思想的形成做了些奠基性的工作，但是与时代要求的旅游思想体系相比，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得到理论证明和实践验证的观点才可能成为命题，建立了逻辑关系的命题才会形成理论，而思想既在理论之中，又在理论之上，还需要艰苦的提炼过程和成果表达。
同志们要积极寻找新的市场主体，与创业者在一起，与企业家同行，自觉服务于产业实践，自觉在产研互动过程中形成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旅游消费需求理性回调的同时，以品牌创设、科技应用和互联网创业为代表的产业创新呈明显加剧的态势。与二十年前国内旅游萌芽时期的“五个一起上”的野蛮生长的自然与人造景区的开发模式不同，也与十年前资本意志起主导作用的商业模式创新不同，这一轮的创业更多体现为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与大数据、大众消费的跨界“混搭”色彩。之前的创业让资本从权力中独立出来，现在又让知识和科技从资本中独立了出来。充满青春活力和无限可能的创业群体让旅游理论和实践的一切要素——无论是市场结构、消费特征，还是产业动力和竞合格局，都处于解构、重构的现实进程中。对于学术研究和思想建设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只要愿意并敢于直面社会价值和产业实践的变迁，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旅游学者正置身于一座拥有海量信息、数据和历史剖面案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中。与它相比，晓云你的国家旅游经济实验室就只有精致的优势喽。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可以观察，可以验证，可以仿真，更可以提出众多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在鼓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创业群体充满激情和无限可能的未来，也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破坏力。我们要自觉地走进他们中间去，为创业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最为普通的旅游企业员工在一起，自觉成为其商业利益和社会诉求的代言者，而不是高高在上，“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最终，要致力于用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引领他们。事实上，创业不仅仅是商业领域的事情，在政府和学术界同样有很多社会企业家的存在。我们要学会在倾听的过程中对话，沿着对话的“格逻斯”形成理论和思想。对话就得要平等啊——你有你的财富与权力，我有我的学术与思想。
在配合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业界的国际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相对独立地开展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要自觉站在世界文明演化的大格局中审视和提炼旅游学术思想的阶段性成果，形成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旅游思想。研究院的三大定位之首是“政府智库”，如果我们不了解智库的发展历史、成长路径和国际格局，又谈何建设呢？目前，全球有6000多个智库，其中4000多个在美国。我们去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一流智库就会发现，有影响的政策设计无不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伦理和价值观之上，而政策研究成果累积到一定阶段以后，又会通过理论抽象提炼出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新一届领导人接班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任务。2013年6月26日，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峰会由官方背景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宗旨是“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主题是“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这次会议应该说开了个好头，但是距离世界一流的智库群体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包括研究院在内的多数智库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与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之间往往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更谈不上长期政策设计的思想引领了。现在看来，固然有体制的关系，更与智库本身学术底蕴和思想资源的匮乏有关。比如国际旅游交流与合作，与十八大以来的大国外交相比，总感觉我们很吃力；在国际旅游推广和目的地营销上，追赶国际一流水平的组织创新、方法创新和绩效评价方面很吃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如何做到主动作为方面也很吃力。研究院，特别是承担国际旅游学科建设的同志们要有主动担当的意识，从新时期外交思想和国家旅游发展，特别是出境旅游发展的双重视角去探索国际旅游交流合作的思想体系。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出境旅游发展报告》从杜江副局长和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第一本书算起，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加上配合国家战略而开展的中俄旅游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丝绸之路旅游线等相关活动，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委托的国别研究项目，以及出境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欢迎中国”项目的实践，该是出若干标志性理论成果和学术思想的时候了。
要形成一流的学术思想，同志们还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对话，让旅游学术思想得以理性演化和灵性表达。研究院一直注重机构合作和平台建设——这也可能是我们明年的工作主题——比如我们与黑龙江大学合作的“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就为国际旅游学科建设搭了一个有效成长的互动平台。受局党组的委托，研究院从2009年起承担了国家旅游局的科研立项的秘书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个平台是“借来的权力”，除了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程序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提出值得全国旅游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阶段性话题。由《人民日报》主管的《学术前沿》杂志提出的“24个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就很是值得我们思考。有时候，提出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学术话题，可能比回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平台之上是学术群体，是具体方向的团队、梯队和个体，同样需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跨界对话。自去年以来，院里组织大家去看京剧、看话剧、看现代舞蹈，为什么啊？因为这些文化活动和艺术形式中有我们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表达能力。人艺导演林兆华先生是少数几位可以在艺术和思想两个层面引起共鸣的艺术家，剧作家过士行对他的评价是：形形色色的老板还在对他指指点点，给以规劝，希望他走一条让大家都满意的道路。然而林兆华没有走这样的路，他在荆棘中穿行，哪怕是撕破了衣衫，划伤了皮肤也在所不惜。还有台湾的现代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先生和他的《云门舞集》，也是值得再三观摩的艺术精品。自己常常会从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吸收养分的，比如敢于为天下先的劲儿，比如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寻找本真的生命力，敏锐把握人类文明演化的主流脉动，用目标观众听得懂的语言去诉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当然，优秀的作品和能够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在诞生的初期往往都是以叛逆的姿态呈现的，然而不是所有叛逆的姿态都是优秀的和伟大的。就算历史最终证明了其优秀与伟大，这个过程也充满艰辛，甚至要承受不为当代人理解的孤单与寂寞。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者，同志们对此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精神炼狱的思想准备。
一流的智库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才是引领智库前行的核心软实力。研究院的同志们和旅游学术共同体团结起来，为开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思想而努力奋斗！
一流智库必须有一流的学术思想
今年的全国旅游科学年会的总结发言，自己公开承认在学术探索和成长道路上曾经有过的多次迷思：戴上博士帽、破格评教授、业界的掌声与认同、乃至做个什么学官，都会有瞬时的飘飘然，有一种“放眼天下，舍我其谁”的志得意满。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夜深人静，在烟雾缭绕中对着满屏的文字却找不到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年少时可以靠父母引导，求学时可以找老师谈心，现在呢？已经是别人要找你来要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成年人了，就只能独自在理论探索和产业实践的耦合中去找寻与确认。应当说，很多专业学者和知识分子都会有类似的心路历程。具体到研究院，我们是一家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与政府和产业密切互动的旅游专业智库，既要充分理解和肯定学者“忍不住”关怀现实政治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又要正视知识分子踏入公共话语空间和参与政治本身的极大风险性。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小有成就时的志得意满，也会有偶尔挫折时的低落与徘徊，特别是面对日渐增长的商业力量和欲退还进的行政意志，做学问的“静”、“净”二气隔三岔五地被冲击和动摇。怎么办啊？我看只有思想，或者说信仰才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彼岸的终及追问时不至于进退失措。
一、为什么思想是重要的？
春秋以降，儒释道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脉络。五四运动以后，在救国救民的语境中，“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被引进来并试图以此重构知识分子与社会的互动。在风云激荡的百年历史中，科学理性甚至是工具理性一直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形成了科学院、工程院和研究型大学等组织制度，并通过论文发表、科研立项、学术评奖等日常知识生产过程进行不间断的强化。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个体依托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思想探索，还是集体依托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体系建设，则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更不用说思想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科学、文学、艺术、宗教与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的深层互动了。西方和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演化历史表明：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成形成思想，而思想则是科技进步和学者成长，乃至整个文明演化过程中看不见、摸不着，又实实在在存在的动力和保障。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孔子、柏拉图、伏尔泰、卢梭、康德、马克思、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没有他们的思想来滋养人类的心灵，历史将会怎样。我们承认理性，或者“纯存在（Pure being）”的价值，作为现代科学追求的完全符合理想的标准，它建构了大套经得起严格科学手段检验的逻辑论证过程，极大失去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理性不同于理性主义，比如得承认自然、人与神之间界限的模糊，得承认科学的有限性，还得承认思想、艺术和情怀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演化的不可替代性。
纵观今天的旅游领域，政府及其行业主管部门、产业界、教育和学术机构似乎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互相之间就是有往来，也更多是规划、培训、会议等具体事项上有短期的交集，事实上并没有形成有共识的话语体系。如何超越“谁说服谁”和“谁去统帅谁”的现实困境，而经由不断寻求最大程度的思想公约数，共同提升当代旅游发展水平和思想境界，是学术和政商各界共同的责任。达到这一目标的进路可以坚持各自操作层面的硬核，相互博弈，相互吸引；也可放弃各个圏层当前所在的操作层面，各自沿着技术、制度、思想、情怀的路径往上走，在更高的层面上说共性应当是更容易些吧。思想是发展理论和学术研究成长到一定阶段的层面提升，也是沟通政商各界的对话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应当却没有担当更大的责任。现在的旅游学术共同体有一种倾向，就是过于追求逻辑自洽，特别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科学性。我国的旅游实践走得是一条先入境再国内、先政府再市场、先高端再大众化的非常规发展道路，近年来随着业界开始回头补课了，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是不是也在经历着这么个过程呢？应当说是与实践同步的。很长时间了，苹果是有关苹果的公式而不是苹果本身，更远离生长苹果的水土环境和生态条件，很容易沦为概念繁殖概念，逻辑衍生逻辑，公式缠绕公式的封闭性游戏。结果就是蜘蛛侠的衣服是穿上了，人却还是原来的那个普通的自己，更为悖论的是，在街头上表演了半天才发现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个蜘蛛侠！
青年学者是学术共同体的未来，也是我们要下大力气培养的。然而现有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博士、硕士，以及已经或者将要成为一线学者的教授和研究员，从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演讲和报告来看，总让人感觉其知识结构和阅历积淀中，似乎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想的经典资源少了些，加上大大小小的圈子的局限，就很难具备开风气之先的大师气象。在自己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曾经有几套丛书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学术助力的作用，一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读大学期间的商务版《汉译名著》，二是199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期间的上海三联版《当代经济文丛》，三是2006前后担任高校领导期间各高校版的教育和学术名家的传记，再加上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学、历史和哲学书籍的阅读，大体上构建了自己的思想脉络和学术支撑。当然，对于作为专业的经济学，也曾经在基本理论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和厂商理论方面下了一些功夫。与今年早春离世的申葆嘉先生那一代学人相比，我们的功底应当说是相对薄弱的。可能是成长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吧，每次面试研究人员、博士后候选人或者与青年学者谈话时，我常常会问“你读过哪些书？”，指的就是这些思想性的书籍，而不是《旅游学概论》、《旅行社管理》之类的教科书，不是什么《人性的弱点》、《带上灵魂去旅行》之类的心灵鸡汤，更不是什么《五分钟赢得他人》之类的所谓励志书。另外一个常问的题目是“你做过什么项目”，希望听到的回答是思想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发过几篇论文，编过几本教材，更不是做过哪几个地方的旅游规划。这么说并不是要用过来人的标准去要求正处于打拼的年轻旅游学人，而是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未来的旅游理论建设者和学术思想的领导者。没有类似的自我期许和从严要求，我们前六年提出的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建设、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目标和规划就只能是空想。
系统提升研究院的学术水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们思考学术思想建设最为直接的现实背景。自2009年第一次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提出“１＋８＋Ｘ”的学术成果体系以来，动员全院和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并亲力亲为地推进之，到2013年8月份出版的景区发展研究报告，算是在数量上初步完成了这个目标。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巩固和完善这一成果体系，更重要的是如何持续提升整个团队的学术水准，如何提炼与大众旅游发展实践相适应的科学理论和旅游思想。到了这一步，说实话自己也没有底，所以才把“专业能力与社会服务”作为去年的主题。实际上是想让同志们融入社会实践，在与产业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自我成长。从现在的情况看，只是把这个问题做了相对成体系的感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青年学者建构理论和形成思想的路径问题。至于如何才能形成思想，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才能无愧于当代旅游发展实践对我们的要求，才能为未来的历史留下些声音，说实在话，自己也没有成型的答案。
二、什么是一流的学术思想？
一流的学术思想具有伟大思想的共同特征，伟大思想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或者构成某一行业从无到有的理论基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马克思当然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文明“元思想”和缔造者。没有亚当•斯密发表于1776年的《国富论》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很难想象会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没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就很难发展到目前的富裕程度。伟大的思想能够让读者、听众和观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感受到入世的情怀和逻辑的美感。当我们认真阅读300多年前洛克的《政府论》、200多年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00多年前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与《论自由》等，特别是《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时，都会发现思想的光辉，为其无所不在的思想力量而震撼，为自内而外的逻辑的美而感动，这样的思想是能够经历得起历史检验的。
一流的学术思想穿行在不同的学科范围，却不会受既有的学科边界所局限；所有的方法和工具都可能被用于推动思想的萌芽与成型，而不是削足适履，让思想去牵就方法和工具。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及其内部的不断衍生和演化的分工体系，让科学家和学者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但是也很容易在类似家族的延续中获得日趋加深的稳定感，同时丧失了创造性。作为对分工的反动，寻找不同学科，甚至是科学、人文与宗教之间的最大通约，往往成为先知先觉者通往大师地位的有效路径。日本建筑思想家隈研吾所著的《负建筑》 有提到“无理念的现代性”建筑学派的代表人物村野腾吾，一生对《资本论》爱不释手。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与建筑师如何通约的吧。马克思说“商品价值的实现是惊险的跳跃”，所谓交易，原则是在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价格标准之间进行的。而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上交易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清楚是否一定会被对方接受，所以商品才会有一次惊险的一跳。在有创造的作品中，一方面是只有被迫需要跳跃的东西才有婀娜多姿与妩媚，另一方面是要把自己碾碎的紧张感。事实上，紧张感既来源于生产与消费者处于不同价值体系，也可能来源于艺术家对作品自我超越的渴望。正是从紧张与超越的关系上，思想者找到《资本论》与现代建筑之间的通感。正是看到跨学科交流的重要性，欧美一流的大学，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特别强调博雅的课程，强调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的理解和接受。
一流的学术思想往往萌芽和生长于学术和学者的青春期。青春期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总是与自信和张扬联系在一起的，“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两百年”。青春期既勇于进取，又能相互包容，善于在竞争中向优秀的对手学习，“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的青春期，诸子百家，构建了灿烂文化的思想基因。到了汉代，儒家思想成熟到“独尊”的地步，也就是顶峰。理论和思想到了大一统的地步，没有竞争的压力，也没有开疆拓土的动力，就只能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绣花了。当前的旅游理论建设和学术思想形成无论是从产业实践看，还是从学者群体的成熟度看，都还处于青春期阶段，我看不必忙着搞统一的体系，用一道边界把旅游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划出来，再用一道边界把基础理论、经济、管理、市场、规划等领域圈起来。原始创新时期，就学小狗撒尿占地似的，自己把自己的局限住了，不好嘛！之所以会出现“少年老成”的现象，与我国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研究范式都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缺乏本土产业实践的理论抽象，缺乏自信心有关。现在，国民的、大众的、现代的旅游休闲起来了，中国旅游学术的青春期到了，“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的思想创新的时代到了！
对照一流学术思想的标准，看一看当代世界和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气象，该是想想“思想”的时候了。过去的旅游是单向的，就是从客源地经过或者不经过中转地、集散地而到目的地，再回去，不过是返程而已。围绕这个单向度的环形流动，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UNWTO、PATA先后提出了全球旅游伦理、可持续旅游、负责任旅游等理念，还是着眼于在目的地短期旅行停留期间的“主人――客人”关系。中国这些年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特别是出境旅游的发展，陆续提出了国家战略视角下的融合发展、旅游权利、游客满意等理念。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旅游会是什么样子呢？这需要社会参与和产业实践，也需要学术研究和思想提炼。在实践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大数据消解权威的时代，没有人可以占据思想、伦理和理论的制高点，也没有人可以指定某一种研究范式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未来的竞争是产业实践的竞争，也是学术思想的竞争。
学者及其学术成果没有思想，就无法指导、引领商界、政府和大众旅游者，甚至连对话也失去了自身的认同。曾经听过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言论，他们已经开始追求比赚钱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让我很是震惊：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中国目前的体制和社会资源已经影响了他们在商业领域中飞得更高，也是因为政治、学术和文化界缺少与他们的互动，或者说缺少有资源与他们互动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群体。具体到旅游产业，自1999年大众旅游兴起以来，企业家借助资本、技术和商业的力量，先后对经济型酒店、旅行服务、主题公园、旅游地产等细分领域进行本土化的原始创新，成功发展了一批可以比肩世界的商业品牌，并正在对中端酒店、目的地管理，以及产业基金等专业投资模式进行探索。在这一进程中，学术在做什么呢？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旅游学术思想、发论文、出专著、拿基金项目、评教授、评博导、做学官，总之在继续自以为是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这是比较主流的群体。学术成果倒是出了不少，也多少博得些许的社会声誉，可是真正能够给历史留下多少记忆呢？我不知道。若干“功成名就者”则不停地给地方政府合作旅游规划，甚至以“胸口碎大石”街头卖艺的身段与社会上其它商业策划公司竞争，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大众平台上做自己的“学术明星梦”。这让我想起李光耀先生时任新加坡总统时评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句话：只是用粉笔在天安门广场做画，一场雨就会冲刷个干干净净。
高校教员是旅游学术群体的主要组成，从他们来看，更多的人只愿意，或者说只能够做在校学生的老师。之所以如此，有职业操守的原因，也有这样过得安稳和安逸的原因：都比你年轻，多数学生的水平比你低，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也很少有人质疑，所以很容易有感觉啊。我心目中的优秀学者要勇于为天下师，在服务产业、服务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经由高水平的理论抽象而形成具有天下观，或者说普世价值的学术思想。这就要求学者要有直面现实的担当能力，也要有理论探索的勇气。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可能会失败，可能会最终一无所成，但是不走这条路，就不可能形成可以为天下师的伟大思想。
三、如何建构当代旅游学术思想？
可以公开地讲，我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学术思想的命题，是有“野心”的。这个“野心”就是连柏拉图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逃不脱的“叙拉古诱惑”。 事实上，“叙拉古诱惑”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对于今天的旅游实践和智库建设而言，我们不仅要做“帝王师”，还要做“产业师”，更要以健全的心智和青春的气息把建设学术高地，始终围绕“旅游权利及其实现”这一中心命题，把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传播到社会上去，融入到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去。
同志们要到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中去，系统把握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进程，基于旅游权利和游客视角来重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以高度的学术自信形成全新的旅游思想。从历史进程来看，新中国旅游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向外国人、海外华侨和台港澳同胞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改革开放后，创汇导向的入境旅游优先发展战略被注入更多的经济色彩，还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只有进入以国民消费为主体的大众化发展阶段，特别是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原住民在旅游活动中逐渐成为主体以后，老百姓的旅游权利和主体意识才得以显现。只有围绕经济型酒店、在线旅行服务而开展的创新、创业推动了一批本土企业品牌和企业家群体成长起来，旅游企业才开始作为独立的商业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近十年来，国民旅游和产业实践的飞速发展也使得旅游理论界和思想群体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研究和代言的对象，第一次拥有了可以理论抽象的本土实践。正是在这一时代背影下，我们先后提出了“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平民、平稳、平等”、“让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微旅游”、“景观之上是生活”等观点或理念。可以说为旅游思想的形成做了些奠基性的工作，但是与时代要求的旅游思想体系相比，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得到理论证明和实践验证的观点才可能成为命题，建立了逻辑关系的命题才会形成理论，而思想既在理论之中，又在理论之上，还需要艰苦的提炼过程和成果表达。
同志们要积极寻找新的市场主体，与创业者在一起，与企业家同行，自觉服务于产业实践，自觉在产研互动过程中形成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旅游消费需求理性回调的同时，以品牌创设、科技应用和互联网创业为代表的产业创新呈明显加剧的态势。与二十年前国内旅游萌芽时期的“五个一起上”的野蛮生长的自然与人造景区的开发模式不同，也与十年前资本意志起主导作用的商业模式创新不同，这一轮的创业更多体现为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与大数据、大众消费的跨界“混搭”色彩。之前的创业让资本从权力中独立出来，现在又让知识和科技从资本中独立了出来。充满青春活力和无限可能的创业群体让旅游理论和实践的一切要素——无论是市场结构、消费特征，还是产业动力和竞合格局，都处于解构、重构的现实进程中。对于学术研究和思想建设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只要愿意并敢于直面社会价值和产业实践的变迁，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旅游学者正置身于一座拥有海量信息、数据和历史剖面案例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中。与它相比，晓云你的国家旅游经济实验室就只有精致的优势喽。在这个实验室里，我们可以观察，可以验证，可以仿真，更可以提出众多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在鼓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创业群体充满激情和无限可能的未来，也同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破坏力。我们要自觉地走进他们中间去，为创业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最为普通的旅游企业员工在一起，自觉成为其商业利益和社会诉求的代言者，而不是高高在上，“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最终，要致力于用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引领他们。事实上，创业不仅仅是商业领域的事情，在政府和学术界同样有很多社会企业家的存在。我们要学会在倾听的过程中对话，沿着对话的“格逻斯”形成理论和思想。对话就得要平等啊——你有你的财富与权力，我有我的学术与思想。
在配合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业界的国际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要以高度的理论自信，相对独立地开展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要自觉站在世界文明演化的大格局中审视和提炼旅游学术思想的阶段性成果，形成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旅游思想。研究院的三大定位之首是“政府智库”，如果我们不了解智库的发展历史、成长路径和国际格局，又谈何建设呢？目前，全球有6000多个智库，其中4000多个在美国。我们去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一流智库就会发现，有影响的政策设计无不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伦理和价值观之上，而政策研究成果累积到一定阶段以后，又会通过理论抽象提炼出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新一届领导人接班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任务。2013年6月26日，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峰会由官方背景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宗旨是“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主题是“新格局、新合作、新发展”。这次会议应该说开了个好头，但是距离世界一流的智库群体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包括研究院在内的多数智库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与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之间往往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更谈不上长期政策设计的思想引领了。现在看来，固然有体制的关系，更与智库本身学术底蕴和思想资源的匮乏有关。比如国际旅游交流与合作，与十八大以来的大国外交相比，总感觉我们很吃力；在国际旅游推广和目的地营销上，追赶国际一流水平的组织创新、方法创新和绩效评价方面很吃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如何做到主动作为方面也很吃力。研究院，特别是承担国际旅游学科建设的同志们要有主动担当的意识，从新时期外交思想和国家旅游发展，特别是出境旅游发展的双重视角去探索国际旅游交流合作的思想体系。作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出境旅游发展报告》从杜江副局长和我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第一本书算起，也有十年的时间了，加上配合国家战略而开展的中俄旅游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丝绸之路旅游线等相关活动，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委托的国别研究项目，以及出境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欢迎中国”项目的实践，该是出若干标志性理论成果和学术思想的时候了。
要形成一流的学术思想，同志们还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对话，让旅游学术思想得以理性演化和灵性表达。研究院一直注重机构合作和平台建设——这也可能是我们明年的工作主题——比如我们与黑龙江大学合作的“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就为国际旅游学科建设搭了一个有效成长的互动平台。受局党组的委托，研究院从2009年起承担了国家旅游局的科研立项的秘书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个平台是“借来的权力”，除了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程序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提出值得全国旅游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阶段性话题。由《人民日报》主管的《学术前沿》杂志提出的“24个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就很是值得我们思考。有时候，提出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学术话题，可能比回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平台之上是学术群体，是具体方向的团队、梯队和个体，同样需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跨界对话。自去年以来，院里组织大家去看京剧、看话剧、看现代舞蹈，为什么啊？因为这些文化活动和艺术形式中有我们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表达能力。人艺导演林兆华先生是少数几位可以在艺术和思想两个层面引起共鸣的艺术家，剧作家过士行对他的评价是：形形色色的老板还在对他指指点点，给以规劝，希望他走一条让大家都满意的道路。然而林兆华没有走这样的路，他在荆棘中穿行，哪怕是撕破了衣衫，划伤了皮肤也在所不惜。还有台湾的现代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先生和他的《云门舞集》，也是值得再三观摩的艺术精品。自己常常会从这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吸收养分的，比如敢于为天下先的劲儿，比如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寻找本真的生命力，敏锐把握人类文明演化的主流脉动，用目标观众听得懂的语言去诉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当然，优秀的作品和能够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在诞生的初期往往都是以叛逆的姿态呈现的，然而不是所有叛逆的姿态都是优秀的和伟大的。就算历史最终证明了其优秀与伟大，这个过程也充满艰辛，甚至要承受不为当代人理解的孤单与寂寞。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者，同志们对此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精神炼狱的思想准备。
一流的智库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才是引领智库前行的核心软实力。研究院的同志们和旅游学术共同体团结起来，为开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思想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