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自研究院成立以来，分院和研究基地就一直是组织建设和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除了日常的信息共享、活动支持和人员往来以外，年底年初的专题工作会议是加强联系最重要的平台和机制。这次会议也是首次放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举办，谢谢都市旅游发展研究基地，谢谢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精心周到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听了同志们所做的情况介绍，感觉在过去的一年中工作很努力，成就很显著，很受鼓舞，很受启发。
    一直在思考研究院和各家分院、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院能够为大家做些什么。无论是从哪个要件来看，彼此都没有隶属关系，而且我们给不了项目、资金和行政资源，然而大家又在共享同一个品牌。从上次年会开始，我们提出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也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正面回应，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也是在按照这个方向努力的。既然是共同体，就应有共同的愿景或者价值取向。在过去与研究院一起发展的进程中，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化成长、组织创新等涉及到学术机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先后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借本次年会之机，我想就青年旅游学者培养这个主题谈几点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年轻人的成长是旅游学术传承之所系，创新之所在
    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国旅游学人向西方学习、借鉴和移植的历史，是适应产业发展要求，不断从其它成熟学科拿来理论、工具和方法去解决现实课题的“挑战—回应”的历史。数代旅游学人在旅游基础理论尚未完成成熟的情况下，逐步构建了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企业管理、旅游文化学、旅游人类学等应用学科的主体框架、理论框架，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案例。在此基础上，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一代又一代旅游学人的艰辛探索，旅游学科逐渐成为了显学。客观而言，源于自觉意识的学术建构系统仍然处于发育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学术成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以及更长时间之后，旅游学科将是什么样子呢？
    当前，我国旅游学科正面临来自产业发展、学术演化和国际交流三个领域的历史性挑战。由于国民旅游需求的持续增长，我国旅游产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但是也处于新旧矛盾的凸显期，特别是散客化市场的组织与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界给予全新抽象的解释和具体的指导。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的旅游产业是在入境旅游的基础上，围绕国际旅游起来的。相应地，全部旅游学科也是建立在欧美学术体系的基础上，以解决入境旅游发展战略的现实重大问题为导向的。现在要求自主建设全新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旅游学科演化进程中的“二次创业”。在中国的国情下，旅游学科的发展还要受到教育部主导下的学科目录的影响，1996年代以来，体制内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下一步还会有不同学科门类之间，同一门类内部不同层次学科之间的竞争。从现在的研究范式的成熟程度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的认可度来看，旅游学科还没有整体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群体的竞争——包括理念、范式、成果、影响力和话语权的竞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的，对“中国旅游”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学术的专属领域。对这些挑战的回应，除了更理想、激情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以外，还需要宽广的国际视野、深遂的历史意识、最大公约数的工具理性，而拥有这些素质和能力的人群需要包括在座各位的学术前辈和当代学人更大的努力，更需要年轻一代旅游学者的自觉认同与学术实践。
    从2011年的中国旅游科学年会开始，我们已经有意识地做了若干有利于青年学者的议程调整。所有参会学者不再是如从前那样由院里定向邀请几个大牌学者或者高官到场聊些老生常谈的话题，让年轻人坐在下面听，而是实行论文征集制，挑选那些优秀的作者，由研究院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资助他们来参加会议。自己不写论文，再大牌也得拿不到会议入场券。下次我们还要让获得国家旅游局年度学术成果一等奖的年轻人在会议上发表获奖感言，让会议论文优秀者做专题演讲，由名家对其点评。
    根据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博士的倡议，研究院和中国旅游报联手开展青年学者推广活动。首批入选的标准原则是：年龄在45周年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中级以上职称、有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以及SCI、SSCI和CSSCI的来源期刊论文，曾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优先。对于入选者，我们打算每期拿出一个整版，刊登青年学者的照片、简历、学术成就、代表作和名家点评。这样坚持做个一两年，加上我们的省部级科研立项和学术成果评奖，应当是可以推出几名学者出来的。
    除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外，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非正式的推广至少是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古代的名士制度、荐任制，庞统推荐诸葛亮，萧何月下追韩信，类似的故事无不在叙述着知识分子或者士大夫阶层之间的惺惺相惜。还记得自己十多年前刚拿到硕士学位进入旅游学术圈子，有幸得到恩师杜江先生在各种正式、非正式场合的大力举荐，尤其是诸多亦师亦兄的先生的认同，常戏言为“第三代旅游学科领头人”。现在想来，常常惭愧得不能自已。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名年轻人的认同，特别是其年少轻狂的包容确是极其难得的学术资源。
    二、年轻人的引导与培养是当前旅游学科建设的重点任务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兴，则学术兴。那么，年轻人做好准备了吗？学术薪火真的能够自然地延续下去了吗？我对此不无忧虑。
    年轻人的学术思想与价值观还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与变革进程中，精英主导的旧的价值体系已经逐渐消逝，而新的大众化取向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具体而言，旅游研究为什么？或者说“为了什么而从事旅游研究？”的问题还没有进入青年人思考的范围，即使进入了，也没有清晰而稳定的答案。到目前这一代的旅游学术或者由于组织调配、专业调整，或者出于个人的理论兴趣而投身于旅游教育和科研工作。自进入国民大众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旅游产业的价值取向，思考的结果就是“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放到国际上就是“让人类大地上更加自由地行走”。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父老兄弟经由产业发展而提升生活品质。现在的社会发展越来越趋于多元，但是基本面还是传统的官本位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商业导向。我们要年轻人静下心来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不解决学术伦理问题，他们就会一直纠结在做官、挣钱还是做学问的比较中，心静不下来，就做不了大学问，成不了大器。没有年轻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就没有共同体的未来。
    把主流学术范式与当代旅游产业环境相结合的理论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近年来新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以博士学位获得者居多，科班出身，有的还在海外留学多年，熟悉和掌握了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对如何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已经很熟悉了。不要小看这个所谓的主流研究范式，有了它，年轻人就可以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学者对话，与国内其它主流学术圈子对话。与之前很大程度上自娱自乐，走不出产业小圈子和国界（境）的状况相比，这是巨大的进步。我们得承认，也鼓励年轻人掌握这些东西。与此同时，更需要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加强价值理理性的建构，促使他们早一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跨越。比如在论文选题和项目设计上，恐怕还是要更多充分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旅游的业情。经过三十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最好的旅游科学实验室。从需求上看，既有观光旅游、商务旅游的基本面，也有休闲和度假旅游的兴起，还有很多中国特有的公务旅游、事务旅游的消费；从供给上看，既有放到世界产业发展格局中也算是奢华和高端的五星级酒店、度假地、高尔夫球场，也有已经成为规模的经济型酒店、线上旅行服务商（OTA）、江上游轮等新型业态，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旅游住宿机构，包括“农家乐”、民居客栈、小城镇的路边旅社，它们同样是产业供给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引导年轻人把身心沉下去，在帮助这片土地上的父老兄弟生存、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厚重的学术底蕴和独特的学术风格，确是需要我们当从战略和策略两个方面加以思考的主题。1930年代，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诸位留洋博士在傅斯年所长的带领下，很快就在考古和历史领域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从现在的资料来看，这与那一代学人把源于欧美的现代考古学的理念、工具与研究方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时的学术资源环境相结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有利于青年学者稳健成长的学术平台与发展机会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加。作为个体的学者是学术共同体最基本的细胞单元。个体的成长需要专业的学术训练，需要学术实践过程中的努力与坚持，需要大的时代背景和特定发展阶段的机遇，当然我们不完全排除有天赋的因素。专业训练和学术实践是个人的事情，天赋是老天爷的事情，作为组织和上一代的学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去解决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机遇短缺问题。记得1995年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恩师，现任南京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徐从才教授的一句话：十多亿人口啊，最稀缺的是机遇。客观地讲，现在我们为80后搭得平台还不够多，不够大，更多的学术资源并没有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也没有代际转移的迹象。这也不仅仅是旅游学科的事情，很多学科在当下都存在这个问题，所谓的赢者通吃，学术资源与行政资源集于一身。无论是出席国际国内高层次的学术会议，还是各种纵向和横向的科研项目、学术评奖，以及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基本上没有年轻人的声音。偶尔有，也是配角——尽管可能活儿主要是他们做的。一些青年学者读书时是给导师打工，工作后又是给单位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做助手。短时间这样让年轻人锻炼锻炼是可以的，长期下去不行啊！都想做陈寅恪，找一个黄宣那样的有才有识的名门之后做助手，不现实的。且不说我们有没有陈寅恪那样的学术素养和胸怀气度，就是有，那个黄宣也是可遇不可求啊。老不给年轻人出头成长的机会，他们就会消极，就不可能把学术潜能发挥到最大化的程度，甚至会流失。不要以为年轻人不说就平安无事了，很多有名的旅游院校，所谓的“老四所”、“新四所”、“五星联盟”，等等，你去看，很多是有团队，没有梯队；有成就，没有传统。结果是所谓的几个名家走了，好好的一个学科就走向了下坡路。在座的各位不仅是旅游研究各个领域的名家，也是各大学术平台的资源配置者，得有这方面的宏观视野和历史意识。一定要牢牢地树立这样的观念：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学术共同体的发展需要个体的努力，更需要学科团队、学术梯队、学术平台，以及保障平台正常运作的制度安排。
    年轻人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还需要进一步积淀，在学术推广上还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衡量一名学者的成就，除了那些量化的东西，最根本的就是他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比如提起旅游基础理论就联想起申葆嘉、谢彦君，提起旅游地理和资源规划就联想起保继刚、吴必虎，还有旅游市场的李天元教授、旅行管理的杜江教授，等等，政府部门和产业界遇到这方面的有关问题也会想起问问他们的意见，专业和公众媒体有关热点问题的采访往往也会找到他们，这就是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很多时候，可能名家已经过了学术创造的高峰期，甚至不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工作了，但是只要他们人在，就没有人可以忽略他们，以及他们所服务的学术机构的存在。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的道路是可以复制的，过去是做卡片，写论文，发表成果，学者就慢慢地成长起来了。大家都不急，比的是基本功，比的是耐力。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信息技术的社会环境下，不仅是个人的学术声誉，还是机构的学术推广战略都还在摸索之中。研究院有个内设的职能部门叫学术推广部，我就给部门的同志讲啊，你们首先要思考定位问题，就是宣传部加上市场营销部，也许还有公关和经纪人的色彩在里面。还要思考工作方向，要把机构，把我们的这个学术共同体推广出去。要实现这个目标呢，只是宣传我这个院长是不够的，要多宣传我们的年轻同志，要密切跟踪他们的研究，多多宣传他们的成果。如果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有名了，我这个机构是不是也就跟着起来了？当然还要琢磨工作方法，找记者开成果发布会、建网站、发微博、写通讯、做采访，都需要我们在大的战略指导下综合运用传统的和当代的宣传工具和推广手段去服务于年轻人的学术声誉累积和社会影响力提升。
    三、青年旅游学者的成长是学术共同体的战略使命
    希望我们的旅游学术机构，特别是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在青年学者的培养上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没有能力也不应当把后面几代的事情都做完的。去看看党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集体，一直在谋划革命事业的传承问题，十八大前后从省部级到县处级就是5678的架子。即省部1950年代出生者为主，辅以1960年代者；地厅级领导干部则是1960年代出生者为主要培养对象，辅以1970年代者；县处级则以1970年代出生者为主，1980年代者配合。反观旅游学术圈子，别说80后，就是70后都还没有几个真正走到前台的。到各地走走看看，开会、做项目，都是老朋友，熟面孔。这样不行，再发展下去，年轻人看不到出头之日，就会走了。有个电影演员叫杨立新吧，之前是人艺的青年话剧演员，为什么后来演电影了呢？有一次接受媒体公开采访，他说院里有一位“戏骨”级的老演员朱旭，是他的Ａ角，演得确实好，也很敬业，排上的戏每场都要演，“只要观众的掌声还在响，我就要一直演下去”。这样B角哪里会有出头之日啊，结果杨立新就“不玩儿了”。所以我说，青年旅游学者的培养工作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性的现实课题。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怎么谋万世呢，包括学术传承与创新的代际交替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们的学术机构多给年轻人压担子，创造机会让他们在承担中成长。不要怕做不了事情，更不要怕做不成如何如何。很多责任，不在那个位子上，是无法看出他们的角色担当能力的。反之，到了那个位子上，也许年轻人就显现出我们预料不到的能力。至于可能有潜在的风险或者说做不到位的情况，我的看法是，历来是不存在没有风险的机遇，也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万无一失。万一失误了，我们决策者担起来就是了。“管”这个词，不应当是常人理解的把年轻管住，管得只按照我们既定的节拍跳舞，而应当是负责。负什么责呢？一旦有问题，我们是底线，直接扛起来就是了。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理论时说过“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包容、宽容与激励同等重要。
    希望我们的学术机构要稳步搭建学术平台，培育“硬核稳定、边界开放”的研究机制，让青年学者始终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学术演进和理论创新。不满足现状，向往未来是年轻人的天性，否则就不叫年轻人了。年轻意味着无限创新的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大的方向感还是需要学科带头人加以把握的。 理论与实践要结合，老中青也要结合。在评阅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侨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博士学位论文时，经常为年轻一代学者的努力和成果而激动不已。厦门大学张进福博士研究西藏朝圣旅游，用人类学的视角，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游客，多次到西藏在同行中去了解、观察所研究对象。我们的中山大学，在旅游目的地影响的研究中进行了大量扎实的田野调查，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接到了地气。社会发展也好，学科体系构建也罢，都需要一边在边际意义上通过知识的发现进行创新，一边在人类文明演化的意义上始终保持伦理上的正当性。
    希望我们的学术机构给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共同探讨适应时代需求的科学研究方法，形成学术群体所特有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在学术薪火相传的过程中培育旅游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从现有学术成果来看，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特别是那些在欧美发达国家接受过系统专业训练者，在外语、计算机建模、统计处理、数理经济、论文格式规范等方面都是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的。像厦门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是依托管理学院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同样要把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工具训练得非常扎实。在这方面，我们得承认年轻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要比包括我们这一代在内的旅游学人总体上要强得多。在承认的基础上要给这样的学术研究以正向的肯定，因为运用类似的工具理性展开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共同体进行批评和对话。当然，旅游是很多学科都可以进入，事实也正在进入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范式，除了通行的量化研究之后，还有理论思辨的质性研究，研究方法除了建模，还有案例等不同的方法。无论哪种范式和研究工具，学者都必须真正掌握后才可以运用，千万不可为了方法而方法，让理论研究成为数字和文字的游戏。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应当率先垂范，特别是要注重对学术梯队的价值理性的培养与熏陶。“研究为什么？”是每一位致力于学术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都必须要回答的哲学问题。在真正的大师面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旅游学术共同体需要有这样的社会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