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7日戴斌院长在2011年外设研究机构工作年会上做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在传承创新中构建中国旅游学术成长的百年平台
尊敬的杜江副局长,各位同事:
今天是一个令人激动,也将是为研究院发展历史所记忆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十二所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聚集在北京,见证了包括台湾旅游研究基地、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都市旅游研究基地、旅游职业教育研究基地、旅游标准化研究基地在内的中国旅游研究院第二批外设研究机构的成立。刚才杜局长为五家机构颁了牌,,第一批分院和研究基地的负责人与我们共同分享了成就与经验。下面,我代表研究院就当前的旅游学术环境与我们的目标、任务与发展战略谈几点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一、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
很高兴在各家分院和研究基地的经验交流中听到这么多的成绩。其中,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基地一直专著于旅游体验研究和旅游基础理论、旅游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专著、教材和学术论文并承担一些相关课题。旅游市场与目的地营销研究基地围绕探讨中国旅游目的地推广与市场营销这一学术方向,,在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除发表学术成果外,还积极参加国际国内旅游目的地营销和品牌建设方面的学术会议。旅游影响研究基地围绕遗产旅游、目的地影响等方向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交开展了很多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工作。饭店产业研究基地在包括SSCI期刊在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和出版了数十篇学术成果,并以基地的研究力量为产业服务提供智力支持,与国内外领先的饭店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很有特色。旅游安全研究基地在过去一年中承担着多项与旅游安全管理理论相关的省部级课题,发表学术成果十余篇,大大强化了在旅游安全领域的深入研究。昆明分院在完善制度建设和组织运营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大量工作,以服务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为核心承担并完成了一系列横向项目。
对于刚刚成立两年多的研究院而言,对于仅仅成立一年多的第一批分院和研究基地而言,我们之所以能够从零开始,在没有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取得上述成绩,我想首先要归功于在座各位同事的卓越领导以及大家所带领的团队的艰辛努力,也是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机遇,与国家旅游党组、与所依托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想了想,以下几条经验是我们可以初步总结,也是今后应当坚持的。
第一,坚持旅游学术的薪火相传,在继承中创新。中国的旅游教育和科研工作从一开始就是与旅游产业同步的。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现代旅游业刚开始起步时,申葆嘉、朱玉槐等老一辈旅游教育家,就急国家之所急,想产业之所想,翻译国际旅游资料、撰写专业教科书、研究人才培育方案,为旅游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今天回过年头来看,确实“前人辛苦,后人享福”啊。没有他们呕心沥血的培育和灌溉,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进程可能还要推迟很多年。再往后,以杜江、保继刚、谢彦君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旅游学人始终把握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国际化的学术范式和本土意识,在解决旅游业发展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热点难点问题的同时,一步步地深化了旅游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础理论。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条件、更高的平台和更加成熟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忘记前人的工作和优秀的传统,无论是在科研课题的设计上,还是在学科建设的展开中,都始终尊重并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征求他们的专业意见,把更多有志于旅游学术研究的青年人团结起来,从而把旅游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稳步向前推进。
第二,坚持服务产业、报效国家的学术理念,并在科研实践中一以贯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做学问要经世济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毕生之理想,强调“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随着时代的不同,这些的话的内涵和载体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强调学以致用,强调知识的演化与累积要为社会,为老百姓服务的本质却从来没有变化。传统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可能没有明显地意识到它们,它们却始终在心里深处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自1999年第一个“黄金周”以来,国民日渐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市场基础,也正是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的推动下,旅游业在去年正式进入了国家战略体系。国务院于2009年12月在国发41号文件中正式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围绕这一战略目标,旅游学人积极建言献策,在建立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体系、以游客满意度为中心的目的地评价系统、以《中国旅游大辞典》为重点的基础体理论支撑、以游客安全为中心的安全保障体系、以旅游影响监测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以中国与东盟、东北亚为代表的国际旅游合作、以饭店、旅行社为代表的旅游产业促进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创新努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和老百姓也给予中国旅游学人以应有的肯定。国家旅游局正式启动并实施了两届省部旅游科研立项和一届旅游科研评奖工作。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的学术研究与产业共进退,与老百姓同呼吸,就一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演化,并取得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
第三,坚持学术共同体的同时,遂行具体的学术分工。中国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让今天的旅游学人拥有国际同行和国内其它领域中的专家学者所不具备的“发展阶段历时性”与“产业形态共存性”的研究环境。相形而言,旅游学术生命周期还处于旺盛的多元化成长期。我们的学术共同体还不完全是建立在统一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之上,更多的时候是建立对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研究领域之上。这就使得哪怕是研究院这样原中字头的学术机构也无法规划出统一的行动方案出来,况且研究院还只是刚出生三年,更需要全体学者和社会各界关心与呵护的机构呢?正因为如此,各个分院和研究基地在过去的一年中,基本上是分散的自由探索。当然,我们也对各家在学术活动的举办、科研课题的承接、行政经验和分享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是总体而言,大家还是沿着既有的研究方向,在各自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所在领域和所在地区的现实要求去建设和发展。
第四,坚持分院和基地建设与所在旅游院校的学科建设相结合。无论是分院,还是研究基地,都是依托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起来的。与内设的四个研究所和三个行政部门不同,研究院与分院和研究基地并没有人事的隶属关系,也没有固定的经费划拨渠道,各家能够进入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体系,我看更多地是一种学术认可,是对各依托单位强化旅游学科建设的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外设研究机构与研究院、与依托单位、与所在地区的关系。首先是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行政分支和学科建设的实体,服从和服务于后 者的教学科研事业的总体发展战略,是行政领导关系。其次是研究院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支撑以形成共同的学术平台,是学术指导关系。一年多的实践表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是认识到位的,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探索了若干值得借鉴的模式。我们这样的做法,既不同于教育部、科技部、社科规划办等政府部门设立的某一行政级别的研究基地,也不同于大学自己设立的跨组织、跨学科的虚拟研究中心,更不同于实体的二级学院、研究院所,怎么开展工作啊?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去创新。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需要大学和研究机构总体的学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我们的学术成果、产业服务和社会影响力把机构带起来了,关系才能理顺,我们才能共同发展。
二、当前的学术环境与我们的任务
经过三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年的发展,我国大众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更加明显,旅游经济运行进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包括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在内的国民旅游需求成为推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并且稳居市场主体地位,预计到2015年,国内旅游市场规模将达到33 亿,人均出游率将超过2。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呈现平稳发展的格局,无论是入境旅游总人数,过夜人天数,还是旅游创汇总量都将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与此同时,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效应的显现,在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推动下,旅游产业运行的基本面更加稳固,市场机制在旅游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中国旅游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出色表现和未来的乐观预期,中国正在吸引全球旅游业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说,旅游发展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临了。
今后一个时期既是旅游发展的黄金期,同时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我国旅游业最早是为了创汇的需要,从入境旅游发展起来的,指导思想、市场组织、产业管制都是围绕入境旅游做起来的。在适度超前的战略导向下,政府一直在主导着旅游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和发展节奏。现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大众成为旅游市场的主体,资本和技术成为推动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市场机制主导着资源配置,政府的作用从早期的微观管制为主逐渐过渡到宏观调控为主。旅游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且日渐变化的旅游消费需求与相对落后的旅游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旅游权利的实现和旅游权益的提升,经由旅游而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如何促进旅游业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融合,进而把旅游业培育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如何发挥科技、教育和人才在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不断提到游客的满意程度,不断扩大旅游的惠民范围,提升广大旅游从业人员的待遇,进而把旅游业培育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改革创新我们的体制机制,把握世界旅游经济运行规律,从战略上谋划和巩固旅游强国的产业基础?还有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市场主体培育与创新、旅游教育的发展,等等,这些不仅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的问题,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对学术界提出的现实课题。
三十年过去了,我国旅游教育和学术界聚集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为旅游产业发展和政府需求贡献了很多优秀的学术思想,培养了大量学以致用的人才。无容讳言,与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相比,与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和社会各界对旅游学术界的现实期待相比,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术界要重点解决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以国际化的视野和科学的研究范式解决我国旅游发展战略的若干重大问题。这至少包括两大指向,引导旅游业的战略方针的思考,以及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1988年孙尚清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管到了今天。现在需要我们提出更新的旅游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作为学术机构,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提出观点,还要有规范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我看了一些国际国内著名智库的研究成果,他们不仅能够提出观点,而且往上能够形成思想,往下能够形成学术基础。后者更多是通过数据库、案例库、分析模型和逻辑推理加以支撑的。也就是说,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历史和逻辑的展开过程,越来越趋于融合的趋势。只掌握学术话语体系,我们是无法与外界对话的。而没有学术范式做支撑,我们又无法获得同行,特别是国际同行的认可。有时候啊,就是需要“戴着镣铐跳舞”。
其次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持续探索旅游学科的边界,持续深化对既有知识和理论体系的认知。对于中国旅游学人而言,学科建设的目标可能还需要二到三代人的努力才能看到。我在高校呆了二十年的时间,深知高校系统科研系统的优劣势。比如重点大学旅游学科地位弱化就是不争的事实,而一些专门的旅游院校又缺乏学科交叉的支撑,加上高校学者之间很多时候不相往来,无法通过集体攻关的形式取得重大的成果突破,更无法形成相互支撑的连续性的标志性成果。加上高校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科学研究还面临着与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问题,想要集中精力按照预定的战略目标稳步向前推进,则有一系列的技术层面的挑战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旅游产业发展的两大战略任务,既是全国旅游学界的事情,更是研究院系统义不容辞的担当。
经过三年的筹建与初创,中国旅游研究院全面实现了三年建设纲要的预期目标,即将进入稳定的发展期。与国家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相比,与国家旅游局的期望相比,我们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但是生逢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发展中大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尽忠竭智,把我们的才情与努力奉献给国家的旅游产业。一方面,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出大思路,想国家之所想,急产业之所急,特别是要努力建构适应大众旅游发展时代要求的旅游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另一方面,适应旅游教育和学术成长的内在要求,积极深化旅游学科建设,特别是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争取再用一代人的努力,让旅游学真正可以成为可以与成熟学科比肩而立的令同行尊敬的学术共同体,成为可以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并能够有效传递中国声音的学术平台。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五年,必将是研究成长与壮大的五年,也是团结与带领全国旅游学界更好地为旅游强国目标服务的五年,任重而道远。
三、2011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外设研究机构工作构想
研究院是国家旅游局直属的专业研究机构,也是全国旅游学界共同的学术平台。要想实现前述的战略目标,仅靠院本部的几十号人马是不够的。在建院之初,杜江副局长就指示我们要秉承开放办院的指导方针。为此,研究院聘任申葆嘉先生担任学术顾问,聘请了魏小安、李天元、保继刚、谢彦君、张凌云、田里、Jafar Jafari、宋海岩等境内外知名教授担任学术委员,并先后设立了昆明、武汉两家分院和旅游基础理论、旅游市场与目的地营销、饭店产业、旅游安全、旅游影响等五家研究基地,加上今天颁牌的五家基地,现在研究院共有12家外设研究机构了。加上内设的四个研究所和三个行政部门,已经是一个枝繁叶茂的共同体了。在过去的日子里,学术顾问、学术委员和分院、基地见证并参与了研究院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重大学术活动。无论是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旅游科学年会,还是国家旅游局科研立项、优秀学术成果评奖都凝聚着各位同仁尽心尽力的付出。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一年中,研究院对在大家的关心与支持还不够。现在,我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需要好好地谋划未来。
首先,在学术分工的基础上打造共同的学术品牌与机构形象。只有中国旅游研究院这个共同的品牌做起来了,对各外设机构的支持才能够更加给力。我们要通过下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进一步巩固“政府智库、产业智囊和学术高地”的社会形象,让每一位成员都可以受益于这一形象所承载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以成为其中的一员而骄傲。每一位成员也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子那样爱护它,在共同的学术理想和价值取向下为它增光添彩。这么说,并不是要搞旅游学术研究的一统江湖。相反,对于学术机构而言,在共同的信仰和大的方向确定以后,允许机构和个体在每一个方向上自由地探索从来都是机构发展和学者培养最根本的保障。研究院同样强调在共同的学术品牌之下,结合所在地区的区情和所在高校的校情,不同的内设和外设机构在学术方向和科研组织上要有所侧重。武汉分院要综合地域特殊性、地方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和依托单位的学术资源优势等因素,以立足武汉、辐射华中地区旅游产业为目标更好地以学术服务社会。像台湾旅游研究基地,能否根据国家对台工作的总体需要和旅游领域的具体要求,与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院加强合作,在为国家对台旅游政策设计、发展进程评估和重大事件的预估与研判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加强对海峡两岸旅游合作与发展的研究。都市旅游研究基地也不仅仅是研究上海,而是结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大对国际国内城市旅游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现在的都市已经不再只是目的地的概念了,它们同时兼有旅游目的地、旅游客源地和旅游中转地的综合功能,既为市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也为外来的游客服务。还有以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旅游合作,其中有太多的课题需要研究了。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之所以设立,是因为陕西师范大学在区域旅游研究和高水平学术成果的累积方面一直为国内同行所瞩目,也是因为在区域旅游发展极不均衡的今天,我们希望薛院长和耀峰教授你们能够用这个平台更好地把优秀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旅游发展力,特别是更好地为西部旅游发展服务。全国大数算起来有1700余所旅游院校,其中绝大多数是旅游职业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我们依托山东旅游职业学院设立的旅游职业教育研究基地就是想研究这一类型的旅游教育的发展规律,在五星院校联盟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多适合中国旅游发展战略所需要的高等教育模式。还有旅游标准化研究基地,国家旅游局的标准化管理部门已经把全国标准化试点单位的信息汇总到这儿了,如何在推进技术层面的标准起草和落实工作以外,进一步加强旅游标准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国际比较,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总之,要力争使研究院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都能够成为旅游研究某个领域的学术高地和专业思想库。
其次,研究院与各机构之间要建立稳定的信息共享机制。作为学术共同体,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相互之间的信息共享是系统稳定的基础和支撑。有关研究院的工作动态、管理文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以及有关研究报告,都将在整个系统内更加频繁地流通。研究院本身的工作以及研究院所承担的政府委托专项任务和科研课题也将更多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与建议。具体到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与 媒介,我想除了传统的邮政平台外,要更多地加强网络平台建设。第一批研究基地中的饭店产业研究基地,谷慧敏教授她们就做得很多,今后要实现网站之间的相互链接,这样既可以扩大我们的宣传渠道,也可以加强信息的实时沟通。
第三,研究院与分院、研究基地之间,分院和研究基地之间,要加强进一步的人员交流。今后大家要多走动,对于学术研究机构而言,遇到了诸如学术会议和专题活动时,人到了往往就是支持。人与人之间互动起来了,就容易形成遥相呼应、相互声援的态势,对于我们的事业将是十分有利的。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我们要定期召开。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研究人员互访互派,最好能够相互参与彼此的学术课题和研究项目。我们还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重视培养研究团队和研究梯队。现在,包括旅游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是依靠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大的,否则一两个人离开,一个机构的某个学科也就不行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所以,我们必须团结更多的志同道同者一起前行。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年轻人的培养。青年学者是旅游学科的未来,一定珍惜他们,培养他们。
第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还要推进更多的具体项目的合作。比如联合举办学术会议、联合申报重大项目、共同参与研究院承担的科研课题。特别是科研管理和学术推广方面,这几年我们也积累了些经验,聚集相对稳定的网络。这些网络和人脉要为大家所共用,提升所在机构和人员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牢牢掌握相应领域的话语权。
前些日子看了不少思想库和学术机构建设方面的书籍,比如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由傅斯年创立并主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很了不起啊!现在我们缺少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家,缺少像梅兰芳那样的大艺术家,而如傅斯年那样的学术企业家,像邱如白那样卓越的艺术组织者也是极其稀缺遥。至少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平台上,我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代旅游学人成长的沃土。
全国旅游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强大的旅游中国,为建设卓越的旅游学科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