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5日，戴斌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纪念建党90周年暨国际化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
旅游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与话语体系构建
同志们：
刚才少颜和依依两位同志分别从管理和业务上谈了一些国际化发展的构想，我在想国际化建设固然要考虑内涵、研究成果和表现形式，但要更多地关注价值取向和发展战略。旅游研究的国际化重点要考虑国际视野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在过去的三年内，我们把专题研讨与年中工作、党建工作结合起来，通过集体学习和专题研讨的方式统一建院思想，并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这逐渐形成了我院的传统。2009年建院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赴河北乐亭瞻仰了早期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和推动建党的李大钊同志故居，学习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入世情怀和书生意气。2010年建院两周年的时候，我们远赴湖南韶山。如果说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了中国，那么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站起来的新中国。建院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我们本来计划选择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故居广安参访学习。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未能成行，希望同志们结合调研多学习多思考。通过对党史的系统学习和现场感悟，我们可以发现，在新中国的创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实践一刻也没有离开理论的指导，这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三大胜利的重要法宝。靠物质激励固然可以吸引一批人，但是长期来看靠理想和思想的认同，还要靠纪律。下面我想用一点时间谈谈中国旅游学术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和整体战略，以及研究院的具体工作构想。这些想法与我们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今后的学术成果建设是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同志们不要把每年的工作重点割裂来看，它们都是围绕建院方针和指导思想展开的。这些思想和工作部署已经集中反映在研究院十二五规划中，希望同志们结合日常工作认真学习、逐步落实。
一、在发展理念上必须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意识的有机融合
无论党的建设、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还是不同文明的演化，从来就是在交流与互动中成长和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拜访老子，历史地来看也是不同文明的碰撞。学术研究应该有文化交流与文明沟通的意识。如果我们想在国际学术体系中据有一席之地，我们就应该站得更高，自觉把科学研究纳入到世界文明进程中去认识，只有这样我们看问题的眼光才能不同。曾经去中山大学参观，我看到本科生摄影实验室，学生用摄影的方式重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和场景。尽管有一些表演的痕迹甚至有些生涩，但是理工科背景的专业能够融入人文的思考，很难得的。
放长历史的视野，不同的文明元素总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独立生长。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竞争或融合，有的文明渐渐脱颖而出，有的则会消亡。百家争鸣是文明演化的生态保证。汉代罢黜百家把生机勃勃的文明一点点固化了。因此要鼓励人们在不同方向上自由地探索。在旅游学科领域，我一直不主张搞统一的学术图谱，因为基本观点的不统一甚至基础理论的不成熟也许正是这个学科有生命力的体现。况且，是否形成一个图谱不是哪一个人甚至哪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而是学术共同体自然演化的结果。文明之间固然会有冲突，而更多的时候是相互的交流融合。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要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相互的学习和竞争，总体上是有利于世界文明演化的。这可能不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肯定可以保证不会出现最坏的结果。
我们走向国际，不是去战胜别人，更不是要“显摆”自己，而是在共同参与、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承担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如果不如别人的时候自卑，比别人强的时候自傲，就始终没有办法做到淡定从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旅游研究要融入世界首先要有国际视野和共同责任的意识。这就需要我们以担当者的心态去掌握和了解全人类共同的、普世的价值观，并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个异质的文明。
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总是要由具体的机构、具体的人去承担的，因此，学术机构和学者群体自身的本土意识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台湾的林怀民先生，也是我很景仰的《云门舞集》的创始人与掌门人。他在国外演出时，曾经将其代表作之一的《家庭合唱》改成英文，后来又改回了国语。他说：尊严比被理解更重要。事实上，绝对是世界文化经典的歌剧《茶花女》走遍世界也是一直在用法语演出。所以说，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一定要把尊严与自信放在第一位。当然，尊严不是死要面子，自信也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在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高度认同、对本土问题负有高度责任感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交往中不卑不亢，真正做到内至于心，外化于形。
学术研究离不开方法和工具，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工具理性是服务于价值理性的。无论提不提国际化发展，我们都一定要先弄清楚“研究为什么”的问题。就如同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理论体系也要先回答“旅游发展为什么？”否则人民群众不会认同，业界和政府也是不会认同的。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上成不了国策，帮助或者引导政府护国佑民；下不能在哪怕一个很小的空间尺度里实实在在地有益于父老兄弟的旅行福祉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也不能够对年轻人言传身教，而只是为了晋升学衔，为了一点个人的声誉和利益而迁就、回应现有的所谓学术规范，搞填表式科研，我看这样的学问不做也罢！
事实上，一些境内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把那层语言和工具的外壳剥离以后，往往就是“给中国人说说外国事，给外国人说说中国事”之类的文字罢了。需要说明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旅游学术界之所以接受这样的文字，最根本的原因是所谓的“中国故事”在起作用。中国强大了，中国的旅游市场特别是出境旅游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市场力量，并开始影响世界旅游经济的宏观走势。在这样的情境下，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将来可能发展成什么。然而，我们发表文章的专家学者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境外受到的礼遇并不是我们的学问真正做到了国际水平，更不是我们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或者会按照国际学术范式去写作，而是我们的背后站着一个日渐强盛的中国，一个越来越对国际旅游经济繁荣与发展发挥影响力的中国。其实，国内旅游产业界对我们的认可也可以作如是观：真的是我们写的那几篇文章，说的那几句话真有那么了不起？我看不是吧。是企业型态和商业模式，特别是产业组织演化到一定阶段以后，旅游领域的企业家和经理人需要在非商业领域有他们的学术代言人，当然也有意义阐释者和方向引领者的含义在里面。再往深了看，依然是人民大众日益增长且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在对产业演化和学术创新在起作用，这是影响旅游经济和学术研究的宏观基本面。做旅游领域的学问，无论是在国内成长，还是国际化发展，不要离开这个基本面，事实上也离不开这个基本面，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需求、产业的需求、政府的需求。
强调价值取向与本土意识，并不排斥国际通行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比如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比如定量研究方法，比如国际主流学术期刊的研究与写作范式。只不过要清楚体用之间的应有关系。现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主流话语权还在欧美的学术圈子里，如果我们连他们的游戏规则都不了解，又怎么去参与并成长呢？熟练掌握一些国际通行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至少可以让中国的旅游学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旅游学者在国际范围内成长得更快一些。
无论是本土意识的积淀，还是国际视野的养成，都决不是一代学人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了这样的目标持续努力，持续奋斗。有的人会为历史记下来，成为国际旅游学术星系中的恒星或行星，更多的人则只是默默无闻地走入历史的深处，他们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路上的传承者。只要来过，奋斗过，都会成为人类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温暖记忆。借用《金刚经》的语义，他们不在了，但怀念一直在。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做的，就是始终秉持主流的价值取向，竭尽自己的才情与努力继续前行。
二、发展导向上要强调经验分享，更要强调共同参与、共同承担
当前的国际旅游学术正在从单一的西方范式转向更为广泛的多元主体参与、交流与合作。从发展趋势来看，我感觉有一些变化值得关注：
一是学者通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其译文的间接交流，转向学术论文、论著、研究报告等传统形式为主，国际会议（包括学术与非学术类）项目合作、在线交流等新媒介为辅，全方位、多类型的交流与合作。当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搞国际会议和在线交流，但学术交流只是表现形式，归根到底，只有我们的旅游产业和学术研究水平真正强大起来，更多的交流才能走向深层次的互动。
二是个体为主的自发合作转向团队、机构、甚至是政府间的合作。学术研究承载了政府意志，开始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战略色彩。我们注意到，美国旅行协会、韩国文化观光研究院、澳大利亚旅游研究院等国家级旅游研究机构和行业组织对所属国家的政府决策持有较强的话语权，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甚至直接表达国家发展战略，这一点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三是经同产业融合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战略与策略合作，共同推进旅游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信息技术对传统旅游业态的革新，还有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压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可持续发展等，都在对当代国际旅游发展提出了更为紧迫的现实要求。过去的学者只需要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现在不行了，除了书斋里的思辨，还需要关注需求和业态的新变化。尽管很多变化和提法还处于概念层次。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对于学术研究工作者而言，一定要有敏感性和前瞻能力，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基本功扎实了，才能谈创新性研究。我们还要看到这些新的变化使得政府对学术界的需求、学术界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越来越强。
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从单向的输入走向双向的互动，将来还将走向共同推动、共享繁荣、合作共赢。日益增长的中国旅游市场，特别是出境旅游市场正在推动着我们从相对封闭的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向国外延伸。越来越多的中国旅游学者站在了国际讲坛上，分享中国在包括SARS、北京奥运会、汶川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历史时期的应对经验和进入国家战略体系的历史成就，特别是国务院41号文件的发布在国际上反响很大。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经验的分享进一步凸显了学术内涵和理论创新的不足，学者用符合国际学术范式的话语形式进行经验研究和模式分析，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只有形成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可以共同交流的学术话语体系，才有可能传播有助于全球旅游产业共同繁荣的发展经验，进而与国际同行一道，共同构建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业早在30年前就以开放与融合的姿态与国际社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也是从导入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起步，同时也是与中国的旅游产业实践共同成长的。1980年代初期，无论是基本概念，还是学术框架；无论大学教科书，还是业界培训材料；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经理人员，中国都是向欧美国家全方位学习。到目前为止，中国旅游学术的研究范式、评价体系和价值取向，应当说基本上都是国外，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话语权体系。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中后期国内旅游的兴起和21世纪以来出境旅游的高速增长，加上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共同推动，一批掌握了当代学术规范，同时具有本土意识的旅游学者开始尝试以国际视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学术体系。如果说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旅游市场和旅游产业已经对世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今天的中国旅游学术研究也理应对国际旅游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客观的讲，由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的不同，加上语言文字影响力方面的限制，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尽管在产业实践和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若干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客观地讲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主流学术体系。
在国际化成长的战略体系中，我们有长期的价值取向，也有阶段性的学术诉求。中国旅游学术界不必隐藏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更无需避讳自己的现实诉求。
首先是要与世界分享中国旅游发展的经验，传递中国的声音，包括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的声音。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又发展极不均衡的中国；一个致力于文化复兴、和平崛起却又不完全被国际社会所理解的中国。要有数据、有案例、有逻辑，更要有深刻的思想，不能只是简单地以现有的模型套用几个中国的数据，或是用外语把中国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出去。一定要清醒地把握国际化与本土意识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不能科学地把握产业发展走势，旅游学术是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的。
其次，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不同文明演化多元化成长国际旅游学术生态圈。现在国际学术界的主流价值观、学术范式、学术组织和学术精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学研究和产业指导还都是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同点正在显现出来，也迫切需要学术界给予关注和解释。希望当代旅游学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案例和研究立场带到国际上去，我们要推动建立一个包含中国元素、充满生机和活力，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价值取向学者共存共荣的多元化学术环境。
第三，倡导旅游学术研究服务产业实践、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旅游学人应有的贡献。旅游学者有责任，也有能力与业界和政府一道，共同推动全人类的旅游权利的彻底实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大地上，将来在更大的空间和范围内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在当代学术分工体系中，理论研究事实上也正逐渐产业化了。很多时候，学术研究变成了可以量化的职业，等而下之的则是混口饭吃，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学问作为事业去毕生追求了。不独中国，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在微观层面上的学术成果更加精致、更加符合学科或者科学范式的同时，内在的思想和情怀却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如果说在旅游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国际主义的话，我看中国的旅游学人是可以在价值观与学术思想上对此做出贡献，并持续与世界对话的。相对市场和行政的力量而言，那些隐于思想深处的人类基本权利更加重要，也更为长久。这也是我们配合起草旅游法、研究“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制定国民休闲纲要、开展旅游经济预警和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等项工作中所坚持的学术立场。向东看、向西走，包括旅游学术在内的人类文明演化最终一定是多元主体、多种力量的结果。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气度，通过旅游领域的学术研究为全人类的文明演化做出中国旅游学人的贡献。
国际化不仅是向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看齐，还要帮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同仁一道参与国际旅游学术繁荣与发展的进程。这种帮助是天然平等的，千万不要弄成学术领域的沙文主义。现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和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了。我看过一些他们的论文，就是用英语和西方的学术范式写了写他们国家的旅游发展案例。这样的话，为何要来中国呢？直接在本国学习或者到欧美留学不就可以了吗？要给他们共同价值体系之外的中国视角。还有，在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发展做项目咨询和发展建议时，一定要结合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国情、区情和旅情，不要想当然地颐指气使。很多时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己所欲，也不一定要施于人。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我们还需要对中国旅游学术国际化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做进一步的思考和作为。
自觉融入并服务于国家旅游发展战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发展从入境旅游市场为主到三大市场协调发展，中美省州旅游局长对话会、中日韩旅游部长会、海峡两岸“小两会”、中国－东盟旅游合作论坛等，这些政府和产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已经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搭建很好的平台，我们要在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用好这些平台和机遇。通过学术交流渠道去传播中国的声音，自觉服务于旅游领域的国家战略。
自觉服务于旅游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要求。世界旅游强国的目标天然包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企业。抛开钢铁、电力、航空、地产等业务整合因素，我们还没有资产和营收能够排到世界500强，或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企业。旅游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包括跨国经营的影响或者限制因素有哪些？哪些国外先进的商业模式可供中国旅游企业借鉴？中国旅游企业“走出去”的地区、市场和业态选择是什么？如何与国际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相结合？恐怕都是需要旅游学术研究机构和旅游学者扎扎实实深入到产业实践中去求解，否则就谈不上学术引领产业发展。
自觉服务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权利彰显与权益保护。法国老佛爷购物歧视、菲律宾人质危机、美国公路翻车、日本右翼袭击旅游巴士，还有港澳台地区的游客与导游冲突，都在表明中国游客在境外的旅游权益保护和人身安全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中国的旅游学术界有责任提出议题，向主要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政府提出签证简化、中文接待环境、安保与品质提升等方面的要求，并为政府决策和业界作为提供理论支撑。
自觉服务于人类在更大范围更加自由地行走的旅游宗旨。我们要从历史的高度和更加宏大的视野倡导并践行让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行走的理念与目标，努力消除服务贸易保护、移民政策限制、区域歧视等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旅游学人整合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基础性学科的解释框架，为政府和业界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思想成果。这是中国旅游学术国际化的大格局、大战略，我们不能以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名义去逃避责任，也不能陷入繁琐的实证主义范式不能自拔。我们既不需要哗众取宠，也不需要一味争取商业利益，而是要为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服务。
三、统一思想，率先践行，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中国旅游学术国际化成长的典范
建院伊始，我们就确立了“政府智库、业界智囊、学术高地”的发展目标。这三个目标，我看只是阶段性的，从长期来看是需要扬弃的。要从国际视野，从文明演化的高度对我们的使命进行再思考，并以此构建研究院的人文底蕴与学术价值。“为了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可不可以成为新的目标啊？实际上也是遵循我们在国内旅游领域提倡的“更多的国民参与、更高的品质分享”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延伸。现在国际范围内还存在很多人为的障碍，影响人们的自由行走。所以要加强区域旅游合作的研究，双边和多边合作的研究，像东盟、东北亚、中欧、中美、中澳的合作，像倡导从ADS到“个人游”，再到“自由行”，还有直接援助非洲、拉美的一些项目，都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科研任务和国际项目，而是要从推进国际旅游繁荣与发展，保障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行走这个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去做好各项工作。去年我分别会见了欧盟、希腊、阿根廷的旅游部长、意大利的大使，还和来访的欧盟副主席塔亚尼先生交换过类似的意见与建议，应当说今年的一些举措也是在此基础上推进的。当然，我们还需要时刻自我提醒的是：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我们始终是一家学术机构。我们的重点在于通过学术的力量推动政府决策、在于评价政策效应所形成的产业话语权。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所表达的每一个观点都应当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决策进入工作层面，就不是我们唱主角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合力推动的。这一点，同志们务必永远牢记。
我们今天提出国际化的战略，是一种学术视野，是长期的战略方向，决不是说马上就要实现。就如同学科建设和人才发展纲要，可以定路线图，不必定时间表。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旅游学术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差距，要有现实的紧迫感和自觉的责任感。可是决不能有焦虑感，不能把自己弄得手足无措，乱了阵脚。从客观规律上说，像我们这样的政府智库，要想真正地走向国际，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中贡献我们的学术思想，固然与我们的学术能力有关，更与我国旅游产业的总体演化水平，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力有关系。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理念和方向明晰后，行动上要一步一步地来，慢不行，更急不得。国内的产业服务和学术引导还没有做好，就想做世界产业领袖、学术领袖，我看只能是空中楼阁。
对于一流的学术机构和政府智库而言，平等、开放、包容，应当是国际化战略的理念基础和价值取向。我们的国际化战略，不会也可不可能是全盘西化，而是要加强与世界上旅游领域及相关有代表性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产业咨询机构的交流与沟通。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形成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与政府和产业界共同推动旅游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在研究院的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要重点关注各级各类国际旅游组织、官方机构、行业协会、大型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包括UNWTO, PATA, WTTC, OECD, UNESCO, WWF, FAO等等，通过研究它们的动态，发布的信息和研究报告了解国际旅游业发展动态。要推动研究院与相关机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建立交流和访问机制，特别是学者之间的交流。在交流中交换思想，展示中国旅游学术研究形象，发出中国的声音。要积极参与国际旅游学术领域的合作研究，要提出基于中国立场的新观点和新思想。
国际组织和青年学生是国际化的两个重要方面。会议、论坛、访学，都是可以探索的交流形式。不能急，需要时间去推动。派员参与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活动，召开国际旅游学术研讨会，倡导并参与政府间的发展论坛，与国际性组织合作推动可持续旅游发展，等等，都是可以探讨的方式与途径。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局面需要逐一去打开，同时也需要把更多的年轻学者推到台前，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国际上活跃起来，这是我们作为国家级研究机构所应尽的责任。
一起走过了三年的时光，一起经历了困难与挫折，一起分享了成就与喜悦。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依然愿意与同志们一道以自己微薄的才情和毕生的努力，将研究院的国际舞台越做越大。通过我们在国际旅游学术界的声音，让更多的国外同行了解中国旅游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进展。在更远的未来，中外旅游学术界可以开展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并经由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动国际旅游业界的战略互动，共同促进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共同促进人类旅游与旅行福祉的持续提升！